6月3日至4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
这次研讨会汇聚了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等著作作者）、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荣休教授安东尼·奈格里（《帝国》作者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莫伊舍·普殊同、法国蓬皮杜文化发展中心主任贝尔纳·斯蒂格勒等，共六十余位中外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
在会上，学者们就“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与革命主体问题”、“数字化资本主义与剩余价值”、“《资本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道路”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与激烈交锋。
大会组织者、南京大学教授张异宾形容此次大会为“学术的武林大会”。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邀请一批来自英法美意的研究数字化资本主义和《资本论》的一流的学者，探讨当代国际最新的研究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已经开始和国际对接，这个会议的召开也说明国际学者认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德文版《资本论》
张异宾：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资本主义新的情况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异宾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主办这次会议源于中心和国际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新问题的关注与共鸣。“马克思写的是19世纪时期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资本主义从那时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国内虽然也在读马克思的书，但是关注当代国际最新的情况是很少的。”
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第一流学者的交流相对比较弱。“首先语言是个问题，它和西方哲学不一样。很多西方哲学的老师英语好，但是在马哲队伍里，过去那些老先生都是从汉语做，交流有障碍。所以过去经常是外国学者来做个报告，然后就走了。”
也因此，张异宾期待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与理论能在这里有所交织和碰撞。“我们国内学者比较多的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概念上，概念到概念的推论比较多，口号比较多。而国际这些学者，比如大卫·哈维对房地产的研究、对金融问题的研究有非常大量的数据，有第一手实证的东西。他那一张图表，也是对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最新概括。这些对国内所有参会代表是很大的震动。”
对于今天人们重读《资本论》的意义，张异宾认为这次国际研讨会本身就是一个反映。“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很多理论是理想化的，这些内容指导了一个半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前苏东垮台以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用了，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今天的资本主义体制并不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体制。当资本主义出现世界性的巨大问题时，人们又会想到马克思和他的很多 ‘预言’。” “那么大卫·哈维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我们今天不能忘记《资本论》，它的方法论。但并不是简单重复《资本论》的结论，而是用《资本论》的方法、劳动价值的观点来分析解决今天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时期的矛盾。”张异宾称，在这次会上，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没用了，但大卫·哈维和他都认为要找到劳动价值论新的基础和价值。
“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就要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资本主义新的情况。”
奈格里：在认知劳动方面探讨“固定资本的占有”
如今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刻地变革了生产方式以及认知和沟通方式，劳动越来越偏离传统模式，有向认知、情感等发展的趋势。认知劳动重新链接了生产中机器和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开始在认知劳动方面谈论“固定资本的占有”。在大会上，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荣休教授奈格里先做了题为《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的演讲。
在《资本论》时代，马克思认为固定资产如机器，是不动产，不创造新价值，创造价值的只有“活劳动”，也就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但作为固定资产，机器约束了活劳动的生产形式、方式和目的。
然而，数字化的机器让人的认知被卷入“机器”的定义之中，这就使得传统的“机器-人”、“固定资本-活劳动”的对立关系变得不一定。那么数字机器是否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固定资产-活劳动”和“价值转移-价值创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人们是否窄化了对“机器”或“固定资产”的理解？
奈格里提出，在今天人们必须重点关注新的劳动人口，特别是那些工人自己在社会网络中创造的部分。通过合作，工作越来越从资本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它自身有更大的自主组织生产，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生产能力。“这与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初的自主工作形式的识别出的自治一样吗？当然不是。”
他称，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与资本家和机器的管理者相比，工人对机器及其体系具有更加直接和深入的认知。“今天，工人对知识的占有过程变成决定性的。它们不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且在至关重要的流通和社会化过程中，通过生产性合作进一步加强和实施。工人在工作时可以占有固定资本，并且他们可以在与其他工人的社会性共同合作和生命政治的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一个新的生产性本质，也就是作为新的 ‘生产方式’基础的新生活形式。”
“在经济上，资本可以巩固从资本中榨取价值的主体性所产生的那些公共财产，但是公共财产只能通过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过程来构建。这一矛盾变得越来越清晰。如果资本只能从主体性的合作和这些对剥削的抵抗中榨取价值，那么资本就不得不提高控制程度，并且为了从公共财产中榨取价值而实施比以前更多的专制和暴力的行动。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这个主题将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时期。”
哈维：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
“运动中的价值”，是马克思所喜爱的对资本的定义。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哈维在大会上带来了一张可视化资本图，他希望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
这张图描绘了资本总体流通过程中的四个基础性进程：增殖过程，资本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实现过程，价值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被转换回货币形式；在不同的要求者之间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后，捕获一些在要求者间流转的货币，然后将其转化回货币资本，接着继续价值增殖的进程。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
哈维称，每一个独特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它们都在整体中与价值的流通有关。他认为三卷《资本论》分别处理的是三种资本运动：“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在作为整体的价值运动中做出这样的区分在解析《资本论》的文本结构时将有重要作用。第一卷关注价值增殖过程，第二卷关注流通过程，第三卷仔细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分配。”
而三种资本运动之间，又构成了一幅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循环。具有复杂关系的三卷《资本论》共同刻画出资本循环运动的全貌。
这让哈维想到水循环，水分子在回到大海开始新的循环前，以不同的速率经历了不同的形式和状态。而资本运动其实颇为相似：以货币资本开始，接着以商品的形式经过生产体系，然后以有待出售的新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中，在再次回到货币资本之前，还要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要求部门（以工资、利息、租金、税、红利的形式）间分配。
“然而，水循环与资本流通有一个显著的差别。水循环的动力是来自于太阳的基本恒定的能量。而资本能量的来源更为多样，并且由于增长的需求，运动中的资本的总量以复利的方式持续地扩大。”哈维称，水循环更为接近真正的循环，而资本的循环则是一种持续扩张的螺旋。
“资本每通过生产过程都会产生出剩余以及价值上的增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暗示着永恒的增长，资本以螺旋形式运动。”
王南湜：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南开大学教授王南湜对《资本论》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思考。近几十年来在《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日渐冷落的情况下，哲学界却兴起了《资本论》热。“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资本论》作为一部批判之作，其批判的主旨到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哲学批判？”
王南湜认为，这些创新理论往往是以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误读为前提的，而这就使得这些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资本论》，还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资本论》的确是一部批判之作。但问题是《资本论》批判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道德批判还是别有所指？”
在王南湜看来，我们要从“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如此理解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宣判”，而只能是一种“社会生理学”意义上的“科学宣判”，甚至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医学宣判”。这种宣判并不是像法庭上的公诉人那样，通过指责资本主义的非法性、非道德性，诉诸人们的道德和法律良知，而是依据科学的病理学所指明资本主义“生命”的“大限”，直接宣判了资本主义之“死期”。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展露出了其全球性，但毕竟在经验上尚未显著化，从而缺乏必要的经验资料去进行科学分析。然而，时至今日，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所设想的单一均质的世界市场正在趋于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会遇到资本帝国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和扭曲，但其指向却日益清晰。”
“因此，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根本之点，并非在于抓住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仍沿着道德批判之路去建构新的批判模式，而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抓住其科学批判之实质，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科学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
王南湜称，他强调从科学观察者视角的客观逻辑方面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根本重要性，但也不否定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更不是要人们全然放弃对《资本论》的哲学阐释。“在此问题上，我的基本主张是无论是单一的科学批判还是单一的道德批判，都是不充分的，而必须使两者互相补充，协同进行，方能达致最为有效。”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作者), 许瑞宋 (译者)
《大同世界》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作者),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作者), 王行坤 (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