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4年12月，在“大时代与思想者——《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教授宣布告别教育, 告别青年，告别学术界。随后他搬入养老院，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但正如钱理群自己所言，“退出学术界，而不是退出学术”，在《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和《岁月沧桑》两本著作后，他的鲁迅研究新著《鲁迅与当代中国》也已于近日出版。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钱理群与陈平原、孙郁等数位鲁迅研究界专家于5月29日共同出席“北大文研论坛”之“鲁迅与当代中国”专场活动，共同探讨《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与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在会上钱理群以《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为题做了长篇演讲。这是钱理群宣布“退出学术界”后的第一次“复出”，也是自2015年搬入养老院后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现在钱理群已经不再从事鲁迅研究，但为什么今天还要讲鲁迅？钱理群直言：因为鲁迅依然活在他的生命中，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回到鲁迅，并且每一次都能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而且只要面对青年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进入学术界后，他就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几十年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岗位，并且要一直坚守下去。这样一种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止他一个。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因此鲁迅研究界多少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派，钱理群将其命名为“生命学派”——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研究之中。一个现代作家能对自己研究者的生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是除鲁迅之外绝无仅有的，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但今天钱老的讲座并不是向大家推销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希望大家能从他的自我讲述中得到一些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的启示，也通过一次叙述式的演讲，对他既有的鲁迅研究历程做一次具体的回溯。
上海鲁迅纪念馆，1924年至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在该校任教的鲁迅。（翻拍）澎湃资料图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第一次与鲁迅接触是小学四年级，他从读大学的哥哥那里读到了鲁迅的《腊叶》，其中“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一段给了少年的他以深刻的第一印象，并且影响到了他日后的鲁迅研究。那种种让人向往、让人深思，又给人悚然的恐惧感，是他对鲁迅的第一印象。这次通过语言和文字与鲁迅的相遇很有意义，那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和朦胧的感受。他在台湾讲学时曾注意到，两岸的学子进入鲁迅的途径并不相同。大部分大陆学生是通过教科书先对鲁迅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后才阅读鲁迅作品，而台湾学生是先感受到鲁迅文体之美后才进入鲁迅世界，逐渐发现体悟到鲁迅的思想之美，进而逐渐进入到鲁迅的人格生命之中，与鲁迅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台湾青年阅读鲁迅的方式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正道，也是研究学术的正道。
钱理群正式阅读鲁迅是在中学，当时吸引他的作家有：小说家鲁迅、诗人艾青、戏剧家曹禺。他将读与写结合起来，是一种特别的方法，但现在回顾起来也是学习的一条正道。
真正读鲁迅是在大学，适时《鲁迅全集》出版，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套。读完第一遍后发现读不懂。当时年轻气盛，急于读懂，一方面询问老师，另一方面读很多解读鲁迅的小册子，其中特别阅读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钱理群当时感觉姚文文笔简洁解读清晰，又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但是将“真的鲁迅丢掉了”。但后来认识到，年轻人太想走捷径，“上了当”了。这是他阅读鲁迅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因此他反复告诫后学研究鲁迅一定要读原著，包括其他的研究首先也要直接读原著，在自己的感悟的基础上再读他人文章。
1960年钱理群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遥远的贵州山区，开始真正走向独立研究和独立阅读。其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饥饿难忍的同时更感到精神的苦闷和匮乏。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他需要读书。当时只有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可以阅读。他带着一种求真求道的精神渴求来阅读，读出了一个之前从未感受过的鲁迅，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第一篇鲁迅研究的论文就是《鲁迅与毛泽东》，论文的最后结论是，鲁迅精神一方面是毛泽东所称赞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另一方面是韧性战斗精神。这构成了他第一个鲁迅观，即“民族的鲁迅”，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也塑造了他一生的鲁迅观。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当下的中国和知识界最缺少的东西，这也是他对青年的期待。
“文革”开始后，虽然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钱理群依然坚持阅读鲁迅和毛泽东。在他看来，这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个混乱的、迷茫的、扭曲的心灵与两个精神导师的对话。他试图通过阅读为强加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和自己内心的反抗精神找到合理性。他在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对鲁迅斗争精神的夸大中找到了它，但这种被夸大的斗争精神却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造反。文革结束后再次阅读鲁迅时，他才感悟到鲁迅所说的“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恨已经够多了”，“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的重要性。他发现了一个悲剧：真诚地研究鲁迅，最后会走上歪曲甚至是背离鲁迅。这是他一生阅读研究鲁迅最惨痛的教训。“绝对不能用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鲁迅，否则必然会歪曲鲁迅。”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研究鲁迅决不能背离鲁迅精神。
在“文革”后期形成了独立的理性观后，钱理群下定决心要回到北大，在北大的讲台上讲鲁迅。在这之前首先要反思50年代的鲁迅研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积弊之一，总想把作家纳入一个既定轨道中去。正因为如此，80年代第一批研究者就以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主体性与创造性为目标，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特殊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这也是钱理群终生研究的目标。
同时他设计了自己的研究理论：“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各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的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这里面蕴含了三个要点，第一，承认鲁迅本体的存在，承认对鲁迅研究的标准是多大程度上接近鲁迅本体。第二，本体的鲁迅是可以接近但永远无法穷尽的。第三，每个阶段的研究都是从某个角度去照亮鲁迅本体的某一个侧面，同时也遮蔽了另一些侧面，是一个不断遮蔽又不断照亮发展运动的过程。从80年代到今天不断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钱理群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鲁迅的侧面，并将这些侧面整合为自己的鲁迅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