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的八个侧面
钱理群将他的鲁迅研究总结为八个侧面,这些侧面共同形成了“钱理群鲁迅”。“钱理群鲁迅”的八个侧面,每一个发现都与时代精神和自我生命体悟相一致。第一是80年代对“个人鲁迅”的发现,这确立了他鲁迅研究的基本品格。对“个人鲁迅”的发现与80年代的历史反思大潮,尤其是反思“文革”造成人的全面工具化相符合。80年代启蒙运动的目标在于重新确立个人欲望、权利、尊严的合法性。鲁迅的“立人思想”,以及其中所彰显的个人精神自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发现。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复杂的心灵世界成为第一代鲁迅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钱理群第一部著作《心灵的探寻》,意在探寻鲁迅个人的心灵视野,关注作为探索者的鲁迅的特点,和他在探索过程中的复杂心态。恰在这一点上,钱理群找到自己与鲁迅的共同点,确定自己也要作一个真理的探索者。他和鲁迅的关系是两个探索者之间自由平等的对话。
第二个侧面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鲁迅。钱理群跳出既定的研究范式,寻找与鲁迅相对照的知识分子形象,并发现了周作人,一个与鲁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也发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周作人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而鲁迅则是最终走向左翼传统的启蒙思想家,二者互相补充、冲突、制约,最终形成了一套张力结构,也反映了五四启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他也建议后辈学人研究要抓大家,尤其是抓住两个以上的可以相互映照的大家,在比较的视野下可以发现更多东西。
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阐释了他研究的第三个侧面,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在苏联解体后,钱理群开始关注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后转换到两个文学典型东移的过程。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关系是由于其内在的堂吉诃德气质;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两个形象东移的过程中,德国和俄国起到的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有相近之处。因此他将鲁迅、周作人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放在一个囊括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到歌德、海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横跨了十七到二十世纪的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谱系之中,在这样的世界图景中发现了鲁迅的意义和价值。这以后,钱理群从对鲁迅个体的关注转向到对世界知识分子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就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随着与日韩学界的接触,钱理群开始关注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了“东亚鲁迅”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一种比较研究,考察同一时期东亚知识分子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的思考;另一方面是一种影响研究,即鲁迅对东亚知识分子的影响。“东亚鲁迅”是鲁迅以及同时代其他东亚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二十世纪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将鲁迅放置于二十世纪东方经验的视角上进行理解。鲁迅与西方与东亚的联系,构建了鲁迅的世界性。
第四侧面是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90年代中后期,面对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分化、环境污染等问题,钱理群开始追问,这些问题的出现,启蒙知识分子有没有责任。他意识到,自己既往的研究仅仅关注知识分子,忽视了与大众的联系。而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逐渐贵族化。如鲁迅所言,“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 钱理群反思自己既往的鲁迅研究要么关注极近的、个人的鲁迅,要么关注极远的、世界的鲁迅,而将中间的、社会的鲁迅遮蔽了。但这恰是鲁迅本人最看重的。当时代提出问题时,如何面对新的压迫,鲁迅的社会批判就凸显到了前台。带着这个问题钱理群重读了鲁迅30年代的杂文,并总结出鲁迅的三个批判对象: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批判,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由此一个社会的、左翼的鲁迅形象浮现出来。2009年在台湾讲学时他也阐发了王得后提出“鲁迅左翼”的概念,即一个不同于党的左翼的路线,即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党的领导,但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与批评权。
钱理群将“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从“左翼鲁迅”中单独抽离,作为他的第五个侧面,这与他本人的人生道路有关。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与论争,面临选择作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钱理群希望找到一条独立的道路。重读1927年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后,他受到其中“真的知识阶级”这个概念的启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批判、永远站在平民一边、永远站在边缘位置说中心的话。 90年代末,为了防止学术体制对个人的异化,他借鉴了鲁迅“精神界战士”的概念以寻求突破,力图实现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一方面在学院之中从事研究,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因此他选择了中小学教育改革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在这两个领域对社会发出批判的、有建设性的声音。
在介入中小学教育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第六个侧面:鲁迅是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正如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这样的作家不多但家喻户晓,人们从小就读他们的作品,不断地从阅读中,获得启示,获得灵感,获得精神的支撑。他们的作品,总是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培育着公民的民族精神。”因此钱理群坚持,鲁迅作品必须进入中小学教材中,成为民族教育的基石。
他同时也强调鲁迅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是原创性思想家,而且其作品是现代白话文文学语言的典范,由此也就发现了第七个侧面:作为文体家的鲁迅。鲁迅作品不仅仅是精神文本,同样也是语言文本。他发现鲁迅的语言是体现汉语“装饰性、音乐性与游戏性”(周作人语)三大特点的典范,同时鲁迅作品挑战了语言的不可言说性。这一点对学生学习散文杂文的写作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个侧面是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钱理群指出,鲁迅的杂文不仅有现实性,还有超越性,是属于当下的存在。鲁迅思想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有解释性与批判力的思想资源,当代我们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在鲁迅那里得到启示。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维,也是另一种可能性。鲁迅提出观点,又迅即对自己进行批判——他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从不试图收编我们,而是让我们跟他一起思考。鲁迅对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认同他。
演讲最后,钱理群还提出了自己最新的“鲁迅观”,即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思考。北大何怀宏教授在《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一文中认为美国大选背后是独立自由派和福利平等派之间的冲突,他受此启发,想起了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提到的:“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鲁迅强调自由与平等不能并存,以及个人思想自由和生存之间的冲突,这曾是过去他所不能理解的。而今天应该对“平等”“自由”等一些概念进行反思,而不是将其当做一种绝对化的概念,要看到其自身的限度和相互之间的冲突。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些复杂性问题的思考是极具超前性的。
这些鲁迅观的方方面面,构成了“钱理群鲁迅”,但他本人也指出,这种研究带有了太强烈的时代感与主体性,优点和缺憾都十分明显。钱老的这场演讲与回顾,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是新的开始,而希望将寄托于众多的年轻后学身上。
本文为讲座综述,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