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体系下，20世纪的最后30年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1970年代世界货物出口值占全球经济比重的10%，1980年代上升为15%，1990年代增长到20%。到了21世纪，2000年至2007年世界出口贸易额依旧维持年平均增长接近6%的高速。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幅度降为2%，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为-12%。直至2010年7月，世界贸易额才基本恢复到2008年6月以前的水平。⑦而到了2015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下降13.2%，2016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预测，世界贸易增长率将连续两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这在近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都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全球的经贸格局正在孕育新一轮变革，而未来的贸易范式将以何种形态演进，是当代世界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第二，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引发全球治理结构转变。在全球经济放缓大势所趋之下，世界各国“梯队式”增速放缓，将意味着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与增速大幅度放缓的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短的速度不断提升。
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论坛组织方首次提出“E11”概念，即有11个国家被定义为新兴经济体，它们分别为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据统计，2015年新兴经济体的GDP总量达到101.5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0%左右。而且，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一经济总量与比例还有着持续上升趋势，按照渣打银行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将升至63%。与此同时，传统的工业强国G7的GDP总量在全球GDP总量占有比重已从1992年的68%跌至2015年的47%。
全球经济实力格局的转变，使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一方面，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治理机制中，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话语权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国财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E11”在G20中占据重要地位，逐渐开始影响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发展。
第三，世界经济环境中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在经济增长遭遇“瓶颈期”、外部性扩张利益“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原本全球经济秩序的提供者与维护者纷纷“自扫门前雪”。
以货币政策为例，欧盟和日本依然在积极推进量化宽松政策，甚至推进至“负利率”时代，而美国却因为经济复苏势头良好，美联储不仅中断了量化宽松政策，而且重启加息的周期。
时至2016年，在现有机制下，全球经济精英面对现实发生了分化，这种张力进一步蔓延至政治领域。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引发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一股被称之为“逆全球化”的思潮已经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有了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与其称之为“逆全球化”，不如概括为“反建制”的全球化更为准确，因为这股思潮实质上是在挑战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与原则的共同拥护以及因之形成的制度要素，即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现有“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