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以及中国—中亚—西亚三大经济走廊将亚欧大陆两端的发达经济圈连为一体，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⑨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这种合作，需要切实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实惠。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二战以来经济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无不藉由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的机会，将加工产业承接到本国实体经济，从而实现工业化。⑩如今中国同样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中，“去产能”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
中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有8500万，如此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国家疏通产业转移渠道，以此为基础形成多元化的国家沟通合作范式，为沿线国家工业化提供了窗口机遇期。
第二，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新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有别于其他的许多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开放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公平性。而这三点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新常态趋势中破解发展难题不可或缺的要素。
首先是开放性。在当今全球秩序的背景下，美国依然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面对一系列新的变化与趋势，现有的国际体系未能有效把握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变化。过去的公共产品或多或少地面临门槛高、附加条件多，无法很好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只要接受丝绸之路合作理念的国家都可参与。
然后是包容性。“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并非是具有排他性的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框架下，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现状、文化差异，因地制宜地形成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等多种合作机制，并不会取代或对抗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对现有合作机制的补充和完善。⑪
但是这样的合作构想是外部世界很难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很容易出现误读。比如国内的一些研究将“一带一路”称之为战略（strategy），对应翻译为英文之后，语境中充满军事与政治意义上考量的单边色彩，特别是涉及到交通建设，引起一些沿线国家对本国利益的担忧。因此在取得共识方面，需强调“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即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
最后是公平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资本的大力扶植，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在2010～2020年期间基础设施一共会有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但是从现有的全球或区域治理平台运行来看，大多数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议程关注明显不足，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每年仅能提供100亿美元，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⑫
因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等七大资金平台将从金融领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新兴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采取联合投资的模式，与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开展广泛合作，补充与完善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三，让“一带一路”引领世界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要解决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难题，需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格局变革趋势，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效用提供广阔舞台，同时，面对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上升，要向国际社会重申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高度发挥金融手段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为重点，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能源输送网络、最高效率的物品运送网络以及覆盖最广的信息传输网络，这三者成为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一带一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技术带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让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可重构世界经贸格局的发展，化“洼地”为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