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开始展现其成长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一历史过程，探索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本文认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是相辅相成的。从体制上，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上，经历了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时期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时期的转变。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历史逻辑 原始积累 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9.010
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正处在成长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探索研究中国公有制经济正在发生着的这一历史过程，分析认识公有制经济内在的核心构造及外在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命题之一。
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识，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很深，往往是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例如，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就是按劳分配。按照这种机械主义的、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对立方法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往往更强调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反而妨碍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更为深入的反思和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开始展现其成长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认识这一历史过程，探索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公有制经济初始的历史使命
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生产力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是推动工业化，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转变。为此，中国在历史上艰苦探索了多种推进工业化的方式和路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业救国”“洋务运动”“三民主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提出并付诸过实践的推进工业化的努力探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原始积累是推进工业化必需经历的历史阶段。任何国家要启动和推进工业化，都必需经历一个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区别在于完成原始积累的手段、方式、路径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血与火”的历史，对内剥夺，对外掠夺，制造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历史规律，即原始积累是推进工业化必需经历的历史阶段。只是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了。
但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往往是在一些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尤其是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化基础极其薄弱，仅有的一点工业产业也十分孱弱且发展畸形。因而，推进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首要和中心的任务，成为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由此而来，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成为中国公有制经济初始的历史使命。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是关键问题。要启动工业化，首先必须解决初始资本的来源问题，社会资本的动员和集中方式问题。在国家工业经济本身还很弱小，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严重不足，但却又需要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工业化初始资本的来源只能是在工业经济之外，社会必须经历一个具有原始积累功能的历史阶段。从工业化启动的历史经验看，原始积累过程的突出特征，就是把国内、国外非工业领域（主要是传统农业和自然及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强制性地向工业领域转移和集中，以形成启动工业化所需要的足够规模及持续能力的初始投入。
从各国启动工业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看，能否形成稳定的原始积累方式或路径，能否动员足够规模和持续能力的初始投入，往往是决定工业化启动成败的关键所在。发展经济学中对此有多方面的理论和战略探索研究，如“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大推动理论”“两缺口理论”“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等。著名的“二元结构”理论，实际上也揭示了在工业化资本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形成低成本态势以保持工业投入资本长期高回报，进而形成资本快速扩张、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历史现象。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采取的主要是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如所谓的征服美洲和非洲等），对内剥夺广大农民小生产及中小地主阶层（如“圈地运动”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动或被迫地采取依附于发达国家资本及市场的路径，比较典型的如拉美国家（由此还形成了“依附资本主义理论”或“中心—外围资本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则主要是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来作为原始积累的基本方式或途径，形成了以构建公有制经济为主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历史任务的道路。
中国以公有制经济的方式来完成原始积累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当代中国，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是与工业化发展的必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来全面启动和推进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形式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是中国工业化内在发展要求及社会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的必然体现。
中国公有制经济最初的主要形式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工业领域，是中国工业化的主体。集体经济主要分布在农业领域及手工业、轻工业、中小商业部门。从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工农产品“剪刀差”这一形式来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原始积累过程的共同完成者。从原始积累组织主体和资本最终形成主体来说，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有经济则是原始积累的主体。进而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体是国家，中国是以国家积累的方式而非私人积累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的。
首先是原始积累主体选择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极度缺乏来自社会的积累主体。当时农民占据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中国有4亿人口，其中产业工人只有400万，其余基本全是农民，而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陷于赤贫或准赤贫境地的贫下中农。而且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基本是传统农业的小生产，生产规模十分细小，生产资料极其落后和贫乏，财富生产能力低下。显然，依靠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作为原始积累主体，通过私人积累方式来启动工业化，是不现实的。民族资本家阶层个体资本规模也不大，且多分布在轻工业或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某些产业环节，从其经济实力、社会能力等方面看，也不具备成为推动全社会工业化的主体的可能。解放前占据中国主要工业生产力的国际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则已被推翻赶跑，其财产收归国有。并且在其占据主导地位时，也没有在真正全面启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上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当时全局性启动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体并不具备，或者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来培育。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以国家为原始积累主体，利用国家的力量，集中社会有限的财富和资源来整体性地启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成为唯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选择。这样一种原始积累的方式或路径，就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来启动和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和制度，赋予了公有制经济完成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任务的历史使命。
其次是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产业体系的配套性、系统性、完整性问题。像英国启动工业化，之所以形成一个短期内爆发式扩张的产业革命，就是由工业经济的这种体系性特征所需要和决定的。纺织的机械化需要新动力、新设备、新材料，新动力需要新能源（煤炭产业），新设备需要新材料（钢铁产业），大规模的生产和物流需要新的运输方式（铁路产业），等等。这些产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形成相互配套、互为供需的产业体系，工业化经济才能真正成型和运转起来。英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资本动员和产业动员，因而也就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制造统治了世界。
发展经济学十分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的这一体系性现象，认为能否全面快速地构建工业化体系，或者有效加入已有的工业化体系，甚至会成为决定工业化进程成败的关键所在。如“大推动理论”就认为，真正有效启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就必须尽可能全面快速地构建起有机配套的工业化产业体系；而要想做到全面快速构建起产业体系，启动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规模及动员能力就具有决定性。流行于拉美国家学术界的“中心—外围资本主义理论”也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或畸形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无法形成完整工业产业体系，而加入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则又被边缘化、碎片化、低端化。
因此，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完成原始积累，资本动员和产业动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国家为主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动员形式，有效地完成了资本动员和产业动员，以“一五”计划时期156个工业项目齐上马为标志，迅速地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我们国家取得了历史性的主动权（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阶段性体制载体。以公有制为实现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在财产权利上就体现为公有制财产的积累，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而在管理体制上，则与以国家为原始积累主体相适应，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往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把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划上了等号，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将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永恒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腾飞的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定位，它是中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阶段性体制载体，其历史使命就是具体履行国家作为工业化原始积累主体的功能。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准国家动员体制，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启动和推进国家工业化。
计划经济体制满足了在短时期内快速积累工业化启动资金和资源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无法适合中国工业化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都无法采用。以对外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寻找外源式原始积累来源，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既不现实，同时也无此动机或意愿。新中国从旧中国那里接收下来的是一副积贫积弱的烂摊子，国力十分孱弱，巩固新生政权、抵御外部侵略颠覆的任务非常重。并且西方国家秉持敌视和封锁新中国的态度。因而，从外部大规模获得启动国家工业化资金和资源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从国内来说，如果采取社会阶级分化的方式，使得财富向一部分社会成员集中，由他们承担起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使命，这种路径也不具现实性与可行性。首先是时间会比较漫长，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生产群体中培育出来大中资本家阶级，类似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由此可能激发的对广大小生产群体的剥夺以及相应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宗旨，与作为新中国主要社会基础的工农阶级的利益极其不吻合。
因而，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中国采取了以国家为主体进行资本动员，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路径。这是一种超脱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一种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对外强调了一种和平发展的新兴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对内强调了以国家为主体、探索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工业化道路。
计划经济体制满足了工业化体系性启动（产业动员）的要求。计划经济强调以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强调全国一盘棋，强调高度集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资本形成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恰恰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资本来源弱小分散与工业化原始积累需要大规模集中投入之间的矛盾。这样就使得中国在短短十数年的时间中就迅速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形成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对资本的十分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对社会消费的极度压缩，基本保证了由国家集中起来的有限的资本全部用于启动和推进工业化。它也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为快速启动和推进国家工业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近乎于国家战争动员式的体制。从历史实践来看，它对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但这种体制的历史阶段性、历史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它的根本历史使命存在于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这一历史环节，难以成为国家进入工业化经济后的常规的社会经济体制。这一点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实践所证明。
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财产，则构成了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二位一体”的，由此形成了政企不分、公有制财产权利主体不清及产权不明晰的特点。
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资本积累的历史阶段
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始真正进入资本积累的阶段。即公有制经济不再是依赖来自自身之外的财富的“输血”来发展壮大，而是依靠自己的财富生产和创造能力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资本的积聚扩张，即从依赖外部积累为主转变为依靠内部积累。如，不再依赖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形成企业利润来源，而是主要依靠企业的市场竞争来获取收益。
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的转变要求公有制经济成为资本积累主体。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员机制将围绕资本积累展开，同时它也是资源配置机制的核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为原始积累的主体，从社会成员来说，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是被动的，是被动员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主要借助于各种企业组织形式）成为微观主体，成为财富创造、资本积累的主体。围绕着对财富的追求和对资本的支配，社会成员成为自我动员的经济主体和利益关系主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社会投资主体和社会投资机制，也就是说，形成了社会资本的培育和运行机制。居民、企业的收入可以用来投资，形成资产，资产追求保值增值，进而就形成资本的运行。在收入—投资—资产—资本—收入的循环中，社会资源被动员了起来，并在内在利益和外在竞争的驱动下，借助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这样就形成了基于社会成员内在利益驱动的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体制和机制。国家追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整体目标与社会成员微观的利益驱动，达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国家基于整体目标的推动，而缺乏社会成员基于微观利益的主动性相比较，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基于人民为主体的更为内在、强大、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要从以国家为主体转向以企业为主体，从计划经济的细胞转变为资本经营主体，从面向国家计划的产品需求转向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的积累扩张，从完成工业化的起步任务转向在工业化基础上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再是国家动员的产物，不再是政府部门行政化配置资源的附属物，而应当成为自我动员的利益主体，成为社会及市场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与市场机制互动的资源配置的主体。如果不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实现这种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机制的转换，公有制经济就会游离于当代社会的资源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之外。由此而来，要不公有制经济就会日益边缘化，再也难以保持其主体地位，难以发挥其主导作用；要不就是与市场机制割裂，继续依靠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这样两种选择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必须选择成为资本积累实体，从而获得内在的发展动力和物质支撑。
从简单商品生产向复杂商品经济的转变，决定了公有制必须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及这一结合的关键是公有制经济成为资本积累主体和资本运行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由简单商品生产向复杂商品生产的转变。简单商品生产是自然经济的一个补充，它补充自给自足中的不足，为自然经济起到拾遗补缺（低水平生产生活）和丰富活跃（高水平生产生活）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传统认识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粗茶淡饭生活的一种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补充，因而要“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也就是以自给自足为本，商品生产为末。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产品，如马克思所说的，它的循环公式是“Ｗ—Ｇ—Ｗ”（商品—货币—商品）。
复杂的商品生产则是基于日益复杂和发达的社会分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它的生产目的转变为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如马克思所说的，其循环公式是“Ｇ—Ｗ—Ｇ´”（货币投资—商品生产—更多的货币收益），也就是说，以已有的财富，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追求获得更多的财富。从社会微观主体来说，这是一种追求财富的内在利益驱动，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整体国力的提高。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构建更高层次、更大动力和能力的财富创造和增长的经济形态，都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此，中国也必然要从简单商品生产走向复杂商品经济。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阶段，更像是一种简单商品生产。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客观上，这与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打压及与苏联的决裂有关。主观认识上，对自力更生与自给自足有些混淆，也是一个影响因素（所谓“万事不求人”观念）。但在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来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从无到有”的问题，恰恰主要就是产品门类和品种的问题。因而，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是以追求产品为导向的，这从当时国务院按照产品生产门类来设置部门这一现象中就可见一斑。
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及内在要求的日益提高，计划经济那种简单化的条条框框，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和复杂化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必然要向复杂商品经济阶段转变，从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取代计划经济体制。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体现在其创造财富能力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其所创造和拥有的财富总量的不断扩张上。在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也就必须完成由计划经济下的“W—G—W”的运行形态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G—W—G´”运行形态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完成从产品化向资本化的转变，完成国有企业由生产主体向资本积累主体的转变。这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资本化是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的重心任务，显示出对这一公有制经济发展趋势和改革关键的明确把握。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生产力的主体部分之一，是我国财富创造及财富积累的主体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积累的主要途径，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社会财富积累过程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公有制经济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初衷就是力图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避免或消除两极分化，但并不是不要财富积累。财富积累的途径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客观决定的，不能人为地抛弃或超越，但财富积累的后果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来缓解或化解。处在现代复杂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必须成为社会财富的积累主体，从而在实现形式上，也必须要成为资本积累主体及资本运行主体。
（本文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课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管理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Xie Lujia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actice of public ownership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begun to show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ts growth and 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d exploring its inherent development logic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as well as a research task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s mutually reinforci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t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t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o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Keywords: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China's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Historic Logic, Primitive Accumul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作者简介】
谢鲁江，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主要著作有《国企改革30年》《论现代公有制》《走向股份制》《西方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