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判定和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诊断中国发展问题、展望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笔者采用钱纳里工业发展阶段的经典理论，将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成熟期、工业化发达期和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等六个发展阶段，选取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率作为衡量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成熟期向发达期过渡阶段，产业结构演进快于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先后经历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成熟期，目前处于工业化成熟期向发达期过渡阶段。从分项指标看，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三次产业结构达到8.6%：39.8%：51.6%，产业结构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发达期；而2016年人均GDP（8126.7美元）和人口城镇化率（57.35%）则显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成熟期。产业结构演进快于城镇化进程，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
依据世界银行的动态收入分组标准，中国在1998年开始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并于2010年首次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此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与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方面均处于落后状态。以三次产业结构为例，2016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为51.6%，已经超过了一半，然而这一数据仅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和韩国1980年的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任重道远。
展望2030年，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入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不断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三维（3D）打印、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成为引领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等方面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虽然进入了新常态，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和产业转型升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将不断凸显，经济发展仍将保持长期平稳增长的态势，城镇化水平也将不断提高。
从目前中国四大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内部发展状况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发展状况最好，已基本迈入工业化发达期；东北地区次之，正处于工业化成熟期和发达期的过渡区间内；中部地区已基本脱离工业化中期，处在工业化成熟期；西部地区已达到工业化中期。
就人均GDP而言，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均处于工业化成熟期阶段，西部较为落后，处于工业化中期。尽管东部、中部和东北均处于同一发展时期，但东部地区人均GDP更接近于工业化发达期水平，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呈现出较大的等级差异。就经济发展结构而言，东部和东北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发达期，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差异，作为主要粮食生产区的东北地区农业比重较大，处于农业比较偏高的工业发达期，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最快，有可能在较短时间之内进入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推进，因而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西部和中部则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同时城镇化比重相对较低。
203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将进入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迈入工业化发达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所在。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东部地区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平台。中国发展程度最为成熟的三大都市圈（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并已构建了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和城镇体系，形成了中国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圈。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级战略倡议的实施，东部各大都市圈均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大的经济增长助力，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发展水平将接近或赶超纽约都市圈、东京都等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水平。2030年前，东部地区必将实现从工业化发达期向后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的转变，区域内部竞争力显著提升。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六省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武汉、郑州、长沙等省会城市，已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的深入实施，中部省会城市将在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同时，借助全国性交通枢纽的地位，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形成一批发展成熟的都市圈。2030年前，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稳定增长的同时第三产业将迅猛发展，带动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平稳发展至工业化发达期，为向后工业化发达经济的发展蓄力。
受地理位置、地形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大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亟需培养有竞争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以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成渝和关中地区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区域。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大城市构建起来的“西三角”经济区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有望成为全国的“第四极”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通过打造“西三角”经济区，发挥重庆、成都、西安三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和辐射带动作用，有助于西部地区提升经济区整体实力及其在全国的地区，进一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经济区的内部联系也将进一步增长。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西部地区的区域设施将进一步完善，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联系便捷性提高。至2030年，西部地区将稳步迈入工业化成熟期，并努力靠近工业化发达期水平。
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开发建设，东北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业发展体系，其发展也明显依赖于工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但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率较高，因而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仍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受制于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限制，东北地区将面临非常严峻的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问题。随着国家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和实施，以及地区帮扶政策的展开，东北地区重工业的落后产能将逐渐淘汰升级，经济发展将获得新的发展驱动力。2030年前将从目前的工业化成熟期和发达期的过渡阶段迈入到工业化发达期。
立足发展阶段，构建创新驱动模式，助力中国经济高端化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既面临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承接产业转移的双重挤压，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的挑战。二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压力，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城镇化进程放缓。为此，中国应当立足发展阶段，认清发展现状与问题，把握未来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未来发展挑战，构建创新驱动模式助力中国经济高端化发展，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到2030年左右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一，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
第二，不断提升经济高端化水平。经济高端化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价值链增值环节升级化及经济职能外向化三个层次。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同时，提高金融、保险、咨询等生产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级化阶段演进；凸显总部、研发职能，抢占产业链、价值链环节中的高价值环节，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大开放程度，进一步吸引跨国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对全球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实现经济职能外向化。
第三，不断完善城镇化体制机制。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优化城镇化格局，秉承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开发的集约紧凑程度；推进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制度改革，消除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四，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不断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确保人均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甚至高于GDP增速；不断调整就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引导，确保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社会保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使普通百姓可以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断完善农民创业的体制环境和金融体系，为农民提升收入水平创造良好环境，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作者为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①李善同、刘云中等：《2030年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宋睿宸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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