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利益诉求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面临的挑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来自中国自身的挑战。这种“回归”，不同于第一个时期中国远离现有国际制度性安排、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至今日，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广度和频度前所未有，这就要求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利益诉求时，不是以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为出发点来改造乃至重塑现有的国际制度性安排；从价值理念上说，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全人类利益。
第二，来自美国的挑战。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国家利益追求以物质性实力结构为基础；与此同时，国际体系中的半物质性制度结构和非物质性理念结构，分别对一国利益追求产生规定性和合法性影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该国利益追求的可持续与否、正当与否。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作为战后一直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美国，如果依然秉持冷战思维，必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形成挑战。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由中国发起创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和反应，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与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反，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大力推行的“重返亚太”和TPP，还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逆全球化举措，毫无疑问都是基于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理念的行为。
第三，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现有国际体系制度性安排的改造乃至重塑，归根结底将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鉴于此，既得利益者常常出于一己之私而抗拒客观现实的变化，从而使得这种改造和重塑工作更加艰难。例如，日本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心态即是明证。其二，以全新理念来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理念分布，归根结底将是一个接受价值多样性与否的自我改造过程，从而使得新理念的普及在一开始就注定面对巨大挑战。例如，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性思维，即唯有美国民主理念才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当谈及用非西方理念重组现有国际体系理念分布时，不由自主地会认为这是在用“坏苹果”驱赶“好苹果”。
第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在战后几十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类似“历史终结”论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政党制度为例，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都是西方式的政党制度。这一事实预示，在改造乃至重塑现有国际体系制度性安排问题上、在改变国际体系现有理念分布问题上，要短期内全面扭转发展中国家的思维面临巨大挑战。具体而言，无论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恶名，还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马歇尔计划”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概而言之，变化中的中国和变化中的世界，客观上要求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制度和价值利益诉求，但与此同时，这种“回归”注定是充满挑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