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
我和唐小兵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复旦大学讲学，唐小兵也刚考到上海读研究生，就来听我的课，后来写了一篇《与钱理群相遇》，其中谈到了我面对“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听众所感到的寂寞与尴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其收入了《钱理群讲学录》一书里。
再就是一个多月前，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小兵，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样，畅谈了一下午。他将刚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送给我，以后又寄来了这本《与民国相遇》的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
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唐小兵这一代学人，并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庐”之作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并且有话可说，要说。
这需要从十七年前说起。1998年我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做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文收《我的教师梦》），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以后，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话题。例如2004年以及其后数年间在烟台大学等高校做《漫谈大学之大》的演讲，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谈“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时（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复告诫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要“学学大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
我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七〇后”“八〇后”的青年，是基于对我自己这样的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即“三〇后”这一代，和“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中学生，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的失望与不满。
这样的不满，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在《沉潜十年》的谈话里，就谈到“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上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些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学’的基础，到80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
而更让我不满和忧虑的，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我曾自嘲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和我们的老师辈（即唐小兵这本《与民国相遇》讨论的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而对当时被称为“第三代学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期待”的同时，也有严峻的观察。
在1997年写的《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收《压在心上的坟》）一文里，专门谈到了“文革”的失误造成的“历史的阴影在这一代学人精神气质上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人（不是全体）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气（对异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气（把政治、经济斗争的手段用于学术，习惯于使用权术）；有的学人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显示出自我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褊狭和拘谨，或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权势，趋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20世纪）我们民族的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