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心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据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观察，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说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包括家庭）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
我在前述《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演讲里也谈到，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已经涉及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化问题。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应星的论述是同一个意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级课题、基地、学术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受到体制的追究”。
小兵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样的行政化、体制化导致的学术腐败，“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充当“知识工人”，甘愿受剥削，就是设法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1997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唐小兵有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谈到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评议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及单向化，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总要逃避学术会议的原因。但在学院求生存的年轻学人却不能逃避，而必须遵循“学术江湖”的潜规则，如小兵所说，这样的“学院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阻碍，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外部环境的。
小兵总结说，“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气袭来：我终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〇后、八〇后的学人在他们出山以后的选择的艰难与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了。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我曾经说过，对于学院派的学者，“学术本身就构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从学术之外寻找乐趣、意义和价值。我因此对年轻的研究生说：
“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精神劳动。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学术研究的承担》，收《重建家园》。）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学术生态恶化，学人分化这些严峻的现实，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须有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根本性缺憾没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是不会大有作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终于可以讨论小兵的这本《与民国相遇》了。但这篇文字已经写得太长，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