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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研究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学术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阿伦特所说的“认真对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写《与民国相遇》时，是有两个自觉的追求的。
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比如《接续民国史学传统》里用韦伯的话形容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老师的“研究状态”：“没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状态’，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并将先生的治史经验归结为“材料”与“思想”两条，“前者是苦功，后者是灵性，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说：“善哉斯言！”他是把这些看似常识，却很难做到的学术基本功学到手了。
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学人本色许倬云》）；要追寻“潜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毛彦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要关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书生吴宓的辛亥志》），书写大时代的“另类历史”（《摩登上海的另类历史》）；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失踪了的历史’”（《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公共舆论空间（《民国报人的风骨》），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间（《“单身汉”金岳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文化上海的历史记忆》）；以“史识”为历史研究的“灵魂”，而“史识”又“建筑在广阔的知识结构、恢弘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深邃的历史思辨与苍凉的现实感等等之上”（《知士论世的史学》），等等。
应该说，所有这些追求都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中，这就使得这本原是研究“副产品”的小书的背后，有了一个更为丰厚而远未完全展开的研究新天地。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收《幸存者言》）。我因此确定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钱理群作品精编总序》）。
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如获知音之感。这大概也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状况：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