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济史，明白我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下面，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做一些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这里举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久？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分为不同的体制的。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模式、一种传统体制。那里实行的是农奴制度，社会上大体分为两大阶级、两大阵营。贵族是统治阶级，以血统高贵为标志，世代相传。农奴是被统治阶级，是贱民，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为农奴。庄园是贵族领主的采邑，基本上是自给的，农奴服劳役，耕种土地，上交地租给贵族领主。
但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西欧封建制度下逐渐形成中世纪城市。城市力量逐渐壮大，终于形成同贵族领主对抗的格局。城市最后击败了贵族领主，赢得了自治权。城市居民也逐渐分化，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成为资产者，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和受雇的帮工和学徒成为无产者。城市和乡村（庄园）之间又经历了长期斗争，最终，王权兴起了，城市投靠了王权，王权和城市的联合击败了割据一方的贵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西欧民族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的历史与西欧有很大差异。至少从东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称为传统体制，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上重血缘、重门第、重出身，豪门及其子弟掌权，庶民都被排斥于高官行列之外。虽然从隋朝起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但改变不了大姓、豪门、权贵的势力。安史之乱（755—76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历经中晚唐五代，大约二百年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发生转变的过渡期。华北和中原一带的大户名门先后遭叛军的洗劫，后来又因各地藩镇自立政权，他们为充实府第，向驻地富人豪族索钱索粮，大户人家纷纷逃难，不再成为能控制地方政局的势力。到公元960年，终于建立了宋朝。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起，开始从过去的传统体制逐渐转变为新的体制，也可以称为“改良的封建体制”。
从宋朝起，科举制度走向规范化，科举成为进入仕途的通道。只要用功读书，即使家世贫寒，也有做官的机会。同时，从宋朝起，土地可以买卖，商人可以买田，成为地主，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贵族和官员才能成为地主。
重科举而轻门第，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由传统体制过渡到改良体制的两大标志。然而，皇权可以更替，科举制度则延续下来，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家庭的败家子可以把祖上留下的田产卖光，但这并不影响皇庄依然是皇庄。不管怎样，这种改良的封建体制从宋朝起又延续了大约一千年之久。
转变为改良的封建体制后，中国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涌现出旨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中国出现的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如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割据一方的军阀和皇室内部的夺位之战。即使这些封建制度内的异己力量中，有些暂时得胜，甚至建立了新皇朝，但依旧是封建王朝。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长久的主要原因。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就有可能了解中国为什么很难像西欧国家或美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欧中世纪城市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一直是皇权牢牢控制的政治中心，而不像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成为自治城市，成为资产者、作坊主和帮工们的据点。正是他们最终投靠王权，打垮了割据一方的贵族领主，从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在有机会从西方国家引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时，仍始终是唯我独尊，盲目自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逐渐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清朝末期，中国的有志者一直在寻找出路，寻找可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理论，但都没有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这是历史的必然。
学习经济学说史，知晓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所在
让我们再转到经济学说史的方向来说明经济研究者懂得经济学说史的意义。
经济学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宏观经济学部分，二是微观经济学部分，三是制度经济学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采取数量分析方法，考察经济中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在于：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以个别经济单位（企业、家庭、个人）和个别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个量分析方法。除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外，还存在采取非数量分析方法，以所谓“质”的问题作为对象的制度经济学，它强调制度、伦理、文化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分析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利益集团的冲突，探讨经济行为的评价标准和选择原则等。但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说中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西方经济学说虽然可以上溯到重商主义和官房经济学派，但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官房经济学派在经济学方面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它们主要是考察16、17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和财富积累的方法，对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很少涉及。
经济学说史界的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近现代经济学的形成是同工业化的启动连接在一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亚当·斯密无疑是古典学派的奠基人。这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之分，亚当·斯密对这三个领域都有研究。他的追随者同他一样，既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也研究宏观经济活动，还研究制度、伦理、文化方向的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市场理论等等。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均衡论者。他们从工业化开始以后的实践中懂得，绝对均衡是做不到的，而且难以保持下去，只能做到相对均衡，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因此，根据他们的理论，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清除经济增长中的障碍。他们还认为，对落后企业的淘汰不可避免，但谁来淘汰落后企业？不是政府，而是市场。
李嘉图是古典学派最后一位有影响的领军人物，劳动价值论仍是他所坚持的。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中舍弃了劳动价值论，代之以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包括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说法，或者用“价格”代替“价值”。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年份，以马歇尔为代表成立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除了摒弃了劳动价值论以外，仍坚持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凯恩斯这时也是新古典学派的一员，他当时发表的著作都是同新古典学派一致的。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主流地位。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浪潮也从美国传递到西欧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新古典学派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凯恩斯这时依旧保持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但他自1933年以后开始变化。1936年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这本著作表明凯恩斯已从新古典学派的相对均衡理论家转为他自己的非均衡理论的鼓吹者。凯恩斯从需求角度着手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求不足难以避免，所以必须有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即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也就是说，在需求不足时，失业率高，这时可以采取刺激需求的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在需求过大时，物价上涨，这时可以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的非均衡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说，被许多国家所采纳。
凯恩斯经济学是以需求调节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的。他认为，这是适应近期的政策。凯恩斯把供给研究视为中期理论，不包括在近期理论之内，所以他不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问题。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都留给他的追随者继续研究。
凯恩斯需求调节政策的推行虽然能取得一定效果，但却给资本主义带来不少新的矛盾和难题，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货币学派，弗里德曼和他的一批学生成为货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货币学派遵循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理由是：只要长时期内保持货币的中性，就可以通过货币数量的增减，既维持经济增长，又避免通货膨胀。关于失业问题，货币学派认为：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失业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所以凯恩斯的需求调节主张是无根据的，也是无效的。
凯恩斯同货币学派之间的争论最近几十年内一直未停止过，只是有时激烈，有时和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