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说的反思
接着，让我们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理性人”假说进行如下的反思。
从18世纪70年代起，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也就是“理性人”，都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他们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暗中引导人们各得其所，结果使每一个交易者在市场秩序的安排下，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增加公共利益。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斯密教条”。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不少人始终维护“理性人假设”，认为这样就能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
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但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把冲突当作例外，是短期现象，因为交易者谁都不希望市场秩序被破坏，否则谁都没有好处。这样的想法被认为是“理性人”遵守的原则，没有人愿意违背它。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不断扩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频繁，市场的不和谐出现了，而且经济的忽冷忽热成为惯例，从而，“理性人”假说失灵了。这种情况导致了市场的失灵，使交易者陷入困惑之中。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少交易者转而倾向于“次优选择”。“次优选择”是指：既然最优是不现实的，不如退而求其次，交易者们相继不再继续坚持“最低成本”“最大利润”的理念，而倾向于“次优选择”。“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让位于“社会人”或“现实人”的假设，“次优选择”成为一种自保措施。
在消费领域内，信息越来越多，谁能掌握如此数量的信息？时间不允许，财力也不允许，从而对“较小遗憾”的追求替代了对“最大满足”的追求。
在投资领域内更是如此。投资领域内，谁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谁能在搜集到全部信息后再作出决策？不确定性太多了。投资者不应当停留在“理性人”的框架内，而必然会倾向于成为一个“现实人”。这就是：在同市场竞争对手较量时，要留有余地，不要搞得太紧张。“理性人”的观念可能起源于18—19世纪，至多可以延长到20世纪前半期。“现实人”的观念从20世纪后半期起就已渐渐处于上风，21世纪肯定是“现实人”的世界而不是“理性人”的世界。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消费领域内还是在投资领域内，“理性人”让位于“现实人”是必然的，而且这越来越被事实所证明。
那么，“现实人”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理性人”所坚持的“独赢”，而是同“次优选择”并存的“众赢”“共赢”。
具体地说，“现实人”的信条就是和解：与其同对手硬拼到底，不如各自后退一步。硬拼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是“双输”。而和解的结果，是合作，是双赢。和解的结果可能是多样化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一切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大形势而异。换言之，和解是斗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由“现实人”（而不是古典学派所推崇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坚持的和解，主要有以下四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在发生市场纠纷或矛盾时，强势的一方给弱势的一方保留一个生存、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域，彼此相互信任，共同遵守谈判的成果。
第二种做法：强势一方把弱势一方作为合作伙伴，帮助后者改进技术和融资，帮助后者培训技工和管理人员，以便生产新产品。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视强势一方为合伙者，它们之间的市场纠纷也就消失了。
第三种做法：强势一方扩展为一个集团公司，帮助弱势一方成为集团公司的成员。这样，弱势一方不仅能生存下来，继续发展，如果再出现纠纷，还可以在集团公司内部协商解决。
第四种做法：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可以通过协商，订立协定，划清业务边界，彼此和平共处，互不违约，直到形势变化。
综上所述，双赢的核心是双方作为“现实人”，都接受和解，双方都能满意，从而都有前景。
这表明，市场竞争中的纠纷和矛盾，是可以化解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越来越让步于“社会人”或“现实人”，这就是市场的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对我们来说，学习西方经济学近三百年来的演变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能较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说是怎样一步步变化的，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体系的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了解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概况，以及这些国家所遇到的和力求解释的新课题。马克思当初写作《资本论》时，阅读了多少种包括重商主义、官房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从而不仅坚持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予以更加清晰的解释，而且还创造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在创造剩余价值论的过程中还写下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样一部著作。可见，对经济学说史的评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实践，由实践赋予活力和新的内容，并由实践来检验。换言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政策，都要求有新的解释和新的论述，这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人民在农村所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试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新型合作制、家庭农场制和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试验。中国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农村面貌一新。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也是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道路提供的经验，难道不值得继续探讨吗？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传统发展方式，即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方式，追求的是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并认为这就是中国国情。其实，这是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效率低下、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生态破坏、结构失调、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而短板行业则一直未能补上。为此，我们必须深入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着手从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益型和质量型的发展方式，将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实行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补齐短板，调动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动力和活力。要知道，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重中之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变化。人力资本革命大体上在三个领域内有较突出的表现：一是外出农民工中有不少人回乡创业。他们已外出务工多年，结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某些技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懂得了市场运作，于是纷纷返回家乡。这样，既与亲人团聚，又可以投身于养殖业、种植业或手工业，或者办起了小微企业，并通过职教方式充实自己的知识，精通自己的技艺。二是不少年轻人，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和研究人员等，都投身于创意、创新、创业的大潮中，他们正在不断学习，不断参加新产品或产品新功能的研究，同时，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关心这些年轻人的创意、创新，支持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自己受益。三是一些大学毕业生，自愿到农村去，同家庭农场主、合作组织的领导人订合同，加入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并为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作贡献。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了，中国的改革红利已经枯竭了。这些人实际上不了解中国。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在不停地发展，并为新的人口红利、新的改革红利的登场创造条件。
我以为，历史是需要不断总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会止步于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牢记着“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一定会让社会主义经济学继续发展壮大。
（作者：厉以宁 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