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注定将成为民主发展史上一个不平凡的转折点。说它不平凡，并非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亦非意味着一些后发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相反，这个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转折点给“民主”这个所谓“普世价值”所造成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看来，却是负面多过正面。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退出欧盟公投的结果显示，有效选票中的51.89%选择了退出欧盟。英国脱欧所表现出的“疑欧”特色，呼吁人们关注欧洲大陆各国内部存在的相似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思潮在整个欧洲的兴起。欧盟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往往通过鼓吹排外性的民族主义而挟持选民走向疑欧、反欧的极端，进而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制造障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公投看作民主的手段，而将建构一个自由、包容、多元的社会看作民主的目的的话，英国脱欧实际上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对民主的目的开了一个玩笑。反观大洋彼岸，以强硬态度挑战“政治正确”而声名远扬的特朗普摇身一变，从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地产大亨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这一反差不难理解，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所发表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出格言论以及具有强烈反建制色彩的施政纲领让很多温和派选民感到切实的不安与焦虑，然而吊诡的是，虽然这些“政治不正确”观念显然与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民主的目的背道而驰，但是它却被民主的手段赋予了合法性。
相较于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而言，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更是将矛头直指民主发展与决策效率之间的张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意大利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移民群体与原住民之间的社会矛盾等问题都导致了选民对时任政府的不满。然而，公民对现实的不满却并未推动旨在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案。相反，意大利公投结果更多表现为强烈的疑欧、反建制、反精英等民粹主义色彩。因此，修宪公投的失败，彰显着意大利政治制度与政策效能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政治现实下，民主制度既无法保障意大利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也无法落实刺激经济政策，并很有可能助长国内的疑欧与反全球化势头。
综合比较三个案例可以发现，民主的手段与民主的目的在所讨论的案例中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立，其中尤以美国大选为甚。而民主的手段是如何与民粹主义相交织，并为何与民主的目的渐行渐远，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所在。作为目的的民主与作为手段的民主之间并不互为充要条件。作为手段的民主，如全民公投、竞争性选举以及政治协商等，其初衷的确在于为其他的所谓“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多元和法治等提供制度性的保障。然而，民主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的手段并不必然实现民主的目的。相反，它还可能对民主目的之实现产生阻碍。同样，民主目的之实现也并不必然要依赖于以上提到的手段。
因此，衡量某个政体的合法性时所涉及的民主概念，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目标而存在的客观价值，而不是作为一种照本宣科的僵化的制度判断。换句话说，在评价和衡量一个政体的合法性时，该政体是否具有完善的民主机制并不是决定性的评价条件。相反，决定性的条件在于该政体是否实质性地提升和发展了民主的价值。笔者认为，实质性地提升民主的质量，需要从政治代表和政治问责这两个方面来加以审视。一方面，政治代表倾向于向政治系统输入民众的真实偏好，使得政策过程制定出既符合大多数公民的需求，同时又能对处于不利位置的公民进行弥补的一套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治问责制度偏重于对政治系统的输出结果进行把关。通过对政客和政策进行判断，问责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
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学者而言，民主在现阶段的低潮期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是机遇，是在于只有在当前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实在的危机的时候，西方主流社会以及学界才会认真地对待中国政治过程的一系列改革，并进一步反思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说是挑战，是在于我们需要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国今后的国际贸易和外交政策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并采取新的策略。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布鲁塞尔中国与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编/张寒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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