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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决策效率低下的文化基因

核心提示: 西方决策效率低下,大多数人更多是从制度上和政治经济上去寻找原因,而西方国家决策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传统。西方文化具有个人主义至上、对立思维、缺乏通融等重要特质,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文化因素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

【摘要】西方决策效率低下,大多数人更多是从制度上和政治经济上去寻找原因,而西方国家决策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传统。西方文化具有个人主义至上、对立思维、缺乏通融等重要特质,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文化因素导致了决策效率的低下。

【关键词】决策效率 文化 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识码】A

理性的麻烦

西方国家用能量消耗和效率损失来换取“民主”和“自由”

古希腊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犹如两声惊雷将西方从蒙昧中唤醒,从此以后,基于财产的权利开始冲破基于血缘的权力之网,西方世界开始步入了分权时代。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无论是洛克的分权论,还是孟德斯鸠的制衡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基于理性精神的政府制度架构开始成为西方政府的主流。

在民主的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之上,欧美国家竭力去维持一个“以野心对抗野心”的决策体制,以捍卫“遏制专制权力”的梦想。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政治是一种“必要的恶”,民众最担心的是“专制权力的梦魇”。因此,西方国家竭力用估计到的能量消耗和效率损失,换来的是他们自己概念体系中所确定的“民主”和“自由”。正如英国学者维尔所说,“美国政治体系中可能被认为是最有缺陷的方面就是领导方面,而努力弥补这种缺陷正是总统的职责”。每当这种历史机遇来临的时候,就会诞生一批强势总统。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往往是原则性的政策和标准,许多的细节问题特别是实际操作或者日常事务的处理,往往都由行政部门执行,这就是理性的麻烦,也是理性的代价。

分权的罗网

分权会造成力量的分散,而不是力量的集结

尽管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告诫人们,理想上最好的政府是代议制政府,但是西方国家分权政治的逻辑已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繁密的分权罗网。几百年后,西方国家尽管已经不再担心“专制的威胁”和“宗教的罗网”,但分权的制度之网已经密密匝匝,成为制约决策效率的最主要障碍。由于美国的制度建筑在天然猜忌的领导基础之上,国会内部的吵吵闹闹已经分不清楚谁对谁错,在更多的情况下被看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分歧。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外溢到国会和总统之间,那对于国家的利益就是一种灾难。因为不管总统多么正确、多么英明,一旦将相关议案提交给国会,国会似乎必须运用“诋毁总统的方法来抬高自己”的逻辑来对总统的政策刀砍斧剁一番,才能证明国会是“有力量的、有能力的”。

然而,这对于总统的一腔热情如有一瓢凉水,顿时灰飞烟灭。除非像林肯那样的一身浩然正气或者老罗斯福那样“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理想主义”情怀,凭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冲动把自己的政策彻底实现,否则,总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即使像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侠义之士”,也未曾幸免国会的刁难和胡搅蛮缠。因此,在美国的制度框架下,正常的时候“只是分散的力量,而不是集结的力量。做总统的往往不能尽他职能所应尽的责任,因为他愈益舒展自己的怀抱,国会的身价就要降低;国会也从来没有尽它应尽的功能,因为它在组织上就无法接受明确的航行方位”。这由此决定了,随着国家事务日益繁重,整个权力重心向负责任的总统转移在所难免。而宪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总统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在前所未有的新事务涌来之际,人们自然希望由总统一力承担,而对国会的领导能力缺乏足够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总统政治越来越呈现个人化色彩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提高效率,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从传统总统向现代总统转变过程中,总统权力的扩大是一个典型的客观后果。毋宁说,权力扩张是现代总统的本性。每当发生危机和全国性紧急事件的时刻,美国人民本能地转向总统这位行政首脑,期望他的不仅是要提供行政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而且要有自信、负责、能够坚定掌舵的领袖风度。然而,一等警报解除,危机稍歇,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就要厌恶总统的领导,并且竭力地在公共舆论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地削减总统的领导。这种“卸磨杀驴”的现象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屡见不鲜。

文化的改良

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等元素共同塑造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西方的文化传统也绝非一成不变,也是处于历史进化之中的。最享誉学术界的当属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他在1955年出版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奠定了托克维尔提出的美国政治文化分析路径。哈茨认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特征可以通过在其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共识或者洛克主义共识得到最好的解释,这一共识源自于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持续的阶级结构。因此,美国政治文化受到关于民主原则、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有限政府的普遍同意所塑造。此种自由主义共识意味着国家权力受到怀疑,社会主义运动普遍发现,美国是一个不结种子的环境。

通过研究,美国学者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在发挥作用: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归因主义(ascriptive),它们是众多传统交织作用的复杂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此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将自由权利内部化了,进而认为他们内部存在着同等人类权利的普遍看法,但对于其他群体而言则享有更为尊荣的权利。因此,史密斯认为,第三种哲学基于科学的和宗教的信仰,表达了一种对其他佐证激进的和性别等级结构立场彻底反对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美国政治在众多哲学的推动下,美国才缓慢地走向完全平等。

史密斯关于“我们”和“他们”的看法被詹姆斯·A·莫罗尼(James A. Morone)借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作为一个憎恨政府的国家偏偏又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特别是以管制渗透的方式介入看上去完全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领域。在一项将美国政治的文化路径和制度路径结合起来的研究中,詹姆斯·莫罗尼(James Morone)认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把自己看作是对上帝虔诚的人,是世界的模版和山巅之城,这些理想激发了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加入道德十字军的行列,进而掀起一场道德风暴(moral storm),重塑政治文化乃至创建新的公共部门。

相比之下,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更注重将文化纳入社会领域。他通过将政治参与与脱离公共领域的“托克维尔问题”联系起来,拓展了观念学派的研究范围。普特南认为,在过去一个时代,选举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却下降了,政府效率下降了。他认为,我们时代面临“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萎缩问题,社会资本是一种使社会合作得以可能的技巧和习惯。可以说,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看到了美国强大的文化根源,那么一百年后的普特南则揭示了西方可能走向衰落的文化基因,这一点是否成真,还要看西方国家的文化修复能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哈茨著、张敏谦译:《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独立革命以来美国政治思想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责编/谭峰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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