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仍然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大国，且外资进入的区域和行业结构在持续优化，2016年在华部分存量FDI撤资，只是跨国公司基于全球生产经营环境变化所进行的企业自身经营策略调整。在当今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动态调整引资策略，通过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达成中国FDI双向互动的良性发展目标，利用FDI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外资撤退 双向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2016年以来，一系列国际知名企业撤出中国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跨国企业似乎在收缩中国存量业务，或回流本土，或去往东南亚、印度等地寻求机会。这是否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趋势在发生逆转？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应该怎样调整FDI利用策略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中国经济的全球定位，需要我们进行充分讨论。
中国FDI流入在结构优化中保持稳步增长
2016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量逆势增长，结构稳中向好，而部分存量外资撤离是局部现象，不能代表FDI进入中国的整体趋势。
首先，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背景下，中国FDI流入总量逆势保持稳步增长。就FDI流入总量来看，2016年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2016年美国FDI流入约为3850亿美元。其次是英国，2016年FDI流入为1790亿美元，从2015年全球第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2位。2016年，中国FDI流入139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3位，且连续25年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从总量数据比较来看，中国吸引外资在绝对与相对数量上都没有降低，2016年部分存量外资撤离仅是在华存量外资企业的个别现象，并不代表FDI进入中国的整体趋势，中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
其次，中国FDI流入结构持续优化。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8132.2亿元人民币。FDI进入中国的行业和区域结构继续优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先进制造业）和高附加值领域（如高端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一，FDI进入高端行业比重继续增加。2016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8%，服务业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上升到70.1%。尽管制造业整体吸引外资呈下降趋势，但制造业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6%。第二，FDI进入中国的地区分布正在全区域展开。2016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四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达87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1.3%。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占比提高，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62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
再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意愿持续强烈。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使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2016年，在中国新设立的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840家，增资1亿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450家。2016年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会员中有60%以上的企业把中国作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欧盟商会调查发现，50%左右的欧盟在华企业打算在中国扩大投资。日本贸易振兴会基于对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的整体评价显示，日本企业在中国扩大投资的意愿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发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调整
存量增资与存量撤资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经营战略是公司管理常态。在我国大量引进增量FDI的同时，深刻思考存量外资撤离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招商引资和管理存量FDI。
首先，全球FDI流入竞争加剧和FDI供给相对下降增加了中国择资难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正引发全球新一轮吸引FDI竞赛，中国在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存量外资企业的撤资等经营策略调整，引起政策套利型FDI流入减少。2008年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已被逐步取消。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税改方案，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5%，以兑现其竞选承诺，试图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将业务搬回美国。英国“脱欧事件”已经影响到中欧之间的贸易，并影响到欧洲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南、印度等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积极施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正成为中国引进FDI的有力竞争对手。
其次，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引起中国部分存量FDI撤资，并影响到中国增量FDI流入。第一，中国劳动要素供给与需求在趋于相对平衡，并略显供给结构性短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连续数年出现下降，“用工难”、“用工荒”等现象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显著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第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不利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低成本经营。2016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中国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中国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跨国公司，尤其是依赖成本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开始重新寻找成本洼地，并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
再次，中国本土企业强劲成长，迫使FDI存量调整并影响到增量FDI进入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本土企业正在迅速崛起，并在中国国内市场形成了强劲的竞争优势。美国建筑设备供应商卡特彼勒2005-2010年期间在中国市场份额从11%下降到了7%。引起其市场份额下降的并非是其以往竞争对手日本小松公司，而是中国本土企业。在上海市场，中国几大本土乳业巨头发起的价格竞争直接将著名食品集团达能乳业打败。类似的案例显示，中国正孕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领军企业，并正在与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些本土企业更接近和了解中国本地客户，其生产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势。在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日渐上升的同时，在华外资企业的负面事件却不断出现，显示出这些存量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不够适应（参见表1）。经营不善和不适应中国发展进程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经营失败的事实，少数企业选择离开，完全符合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调整规律。
坚持FDI双向发展，为中国经济服务
虽然部分存量外资撤离是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经营策略调整的个别事件，但全球经济环境变动，特别是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态势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及时调整FDI发展战略。
一是引导存量外资和增量外资流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成本升高的地区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仍旧有巨大的投资空间。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将存量和增量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引导，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在引导FDI区域流向时，我们要注意引资方式与引资代价，跳出以往“拼政策”怪圈，重点布局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亚太地区、中东地区及非洲地区合作，配合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参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产业，为中国引资结构调整开拓新空间、注入新活力。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关键是降低东部地区已有存量外商投资的跨地区转移成本、进入成本和运营成本。金融机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坚持与招商引资的管理部门协同运作，帮助东部地区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处置债务、就业和社保等问题，以降低东部存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跨地区转移成本。我们需要培育中西部承接东部外资转移的区域FDI中心，形成FDI集群效应。
二是借助双向FDI互动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FDI流入和流出的良性双向互动发展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具有积极意义。积极利用外资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中国本地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但是，长时期大规模FDI单方向流入，会引起东道国经济过热、产能过剩；而大规模的持续FDI流出和存量FDI集中撤资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信心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后果。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经济体往往也是FDI流入较多的经济体（比如德国和美国），FDI大规模双向流动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到更合适的投资机会，提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有利于当事国家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提高本国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要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以适应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态势。我们的经济转型不应该仅仅限于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有能力的地区还要努力实现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顶端延伸。中国产业需要在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全球价值链关键部分有一席之地，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全球资源，加强国际合作和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中国需要积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推动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坚持双向直接投资互动有序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吸引外商投资流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腐败和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创造所有类型企业平等竞争环境。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扩大市场准入。我们需要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部门之间通力协作，支持中国本地企业“走出去”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我们需要鼓励中国本土企业组成战略联盟，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培育企业技术优势。
三是主动建设世界FDI中心，积极参与跨国公司全球治理。国际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现象，且相对集中地发生在几个国家和地区。FDI流入和流出对东道国、母国以及第三方都有重大影响。跨国公司在主导全世界价值链构建过程中，利用各地区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迫切需求和心理，可能会滥用污染天堂、避税天堂等全球经济治理漏洞，使其经营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给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很多损失。能够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都拥有特殊的市场势力，不再是简单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接受者，这也决定了其全球经营行为的外部经济特征尤其明显。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跨国公司实施统一治理。对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治理需要依托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而中国内地和香港每年的FDI进入和FDI流出都位居世界前列，已经初具世界FDI中心雏形。全球范围内的FDI中心负责对跨国公司注册、投资、撤资、重大项目建立、停产等提供服务，努力将跨国公司对当地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降低，应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治理的要义。
综上所述，中国仍然是全球跨国公司FDI重要进入地区，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有针对性地调整FDI引进战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从引资到择资的跨国公司FDI进入管理政策，毫不犹豫地运用各种竞争手段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特别是对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端FDI实施差别优惠政策。在引导存量FDI和增量FDI参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需要鼓励中国本地企业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参与和领导跨国公司全球治理，实现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互动有序良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ZDA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1572048）的资助】
【参考文献】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2月28日。
②李玉梅、刘雪娇、杨立卓：《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10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4期。
责编/张寒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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