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外商投资显著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使用外资保持原有规模，且外商投资的结构出现优化趋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商投资活动应继续保持冷静的观察，及时采取合理引导性政策。即使出现一时的外商投资下降，亦不必过分担忧。
【关键词】外商投资 产业结构 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保持着原有规模，很难得出“外资撤出中国”的结论
与金融资本的短期进出、甚至快进快出不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期限较长的投资行为，从资本进入到形成生产（运营）能力往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投资决策也是基于长期判断和考量。从几个月的短期数据，很难判断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而需要观察一年到若干年的变化情况。
中国利用外资的实际状况如何？根据2017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为1260亿美元，与2015年的1262.7亿美元相比微降0.2%；若按人民币计算则为8132亿元，比上年增长4.1%。从外资企业数量来看，201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0%。
从全球范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7年初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约为1.52万亿美元，较上年的1.76万亿美元下降13%。从不同类型国家来看，2016年发达国家的FDI流入总量约为8720亿美元，较上年的9620亿美元下降9%，但占全球FDI的比重不降反升，从2015年的55％升至2016年的57％。这些国家FDI增长主要原因是新一轮跨国并购浪潮兴起，以及国外子公司向母公司贷款额的显著增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整体呈现下跌态势，2016年FDI流入总额约为600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0%，但中国大陆的FDI流入额却保持稳健增长，2016年达到约1390亿美元的新高度，较上年增长2.3%。2016年中国大陆FDI流入额占全球FDI流动总额的比重为9.1%，比2015年（7.7%）上升了1.4个百分点。
显然，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范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13%的背景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保持着原有规模，占比不降反升，很难就此得出“外资撤出中国”的结论。可能有少数外商企业减少投资，甚至撤资，但还有其他外资进入或增加在华投资。分行业来看，2016年中国各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幅高达128%；降幅最大的则是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减少了29.4%。
不难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结构变化是基本符合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FDI更多流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符合我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压缩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引导方向。外资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可以给虚火太旺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降温，也说明外资对房价走势的判断，多数外商不愿在房地产高位接盘或继续参与“地王”竞争，这与中国政府坚决抑制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的决心也是配合的。
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由于绝大多数外商来华投资是利润导向的，中国投资环境能否满足其赢利预期、投资是否安全，是左右其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最快的，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贸易投资壁垒不断降低，经济开放程度继续提升，以上海自贸区为龙头的11个自贸试验区正在创新试验对外开放新机制，持续提供新的经验并在全国推广。
一是“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2016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最大的一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且经济结构改善，发展质量提高，外商对此应有感知。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多地政治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让外商放弃中国这个相对稳定繁荣且不断成长的巨大市场，似乎缺乏合理性。当然，外商新的投资项目要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才能保证项目的持续赢利。
二是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全国上下共识且深得民心。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三废”为主要特征的环境压力日益突出，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因此中央政府把绿色发展作为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根据李克强总理2017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我国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5.6%和4%，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9.1%；能源结构优化，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2017年的目标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PM2.5浓度明显下降。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治国方略和行为指南，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包括生产标准、消费观念和引进外资政策等。
三是营商制度环境持续优化。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要素禀赋等硬件条件外，商业法律制度等“软件”也是外资高度关注的因素。自中国（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激发释放市场活力、简化各级各类政府审批手续方面改革步伐加快，简政放权有显著成效，2016年又取消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性，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营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凡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都要允许平等进入；凡向外资开放的，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在这样一种开放、改革的制度创新氛围中，2016年我国新登记企业数量增长24.5%，外资企业数量也有显著增加。
四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变化。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近年来热议的一个话题，也被认为是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2006-2015年间一直稳定增长。判断工资增长幅度是否过高，需要结合经济增长速度来分析。不难发现，在2007—2014年期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增长率总体低于GDP增长率或与之相当，只是2015年工资增长明显高于GDP增长率。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比重很大，外资企业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充足廉价的农民工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是吸引外资和形成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分析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必须考虑农民工工资水平变化。根据国家人社部通报，“十二五”期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3.1%，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由2010年1690元增加到2015年3072元，年平均增长12.7%。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国内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为3275元，比上年增长6.6%，与国内生产总值6.7%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
中国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已从发展中国家的较低水平上升到中等偏高水平，超过了不少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已经消失，靠低工资、低技术要求、低环保标准吸纳外资的粗放式引资已经成为历史，失去了存在基础，也不可能再恢复，各级政府和外商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有最大规模的科技和专业技能人才队伍，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我们应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人力资源为支撑，加快创新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创造吸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外商投资项目的良好条件，实现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与外资企业赢利的双赢结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提高全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也为扩大国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意味着中外企业在调整市场策略、增加中国市场销售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
今后我们应更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对外资项目要仔细评估挑选
引进外资重数量还是重质量？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走过38年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资本要素极为稀缺阶段，发展到目前国内资本要素供给相对充裕的阶段，这两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甚至已经超过外商来华投资规模。在引进外资初期，我们曾犯过对外资项目把关不严等错误，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总结经验教训，今后我们应更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对外资项目要仔细评估挑选，有所取舍。未来我们更需要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带来绿色清洁生产技术的外商投资。
引进外资靠政策优惠还是靠经济实力？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阶段，我国曾给予外商税收优惠待遇，也就是一种“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对外商投资领域设置了较多限制，也就是“次国民待遇”。在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均明显减少。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后，已在试行符合当前国际市场开放规则的对外资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内资外资、国资民资一视同仁，各方均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投资机会。我们要坚持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要坚持统一的环保标准和劳动标准，各地吸引外资不能搞“政策洼地”，降格以求。
在世界变局中坚持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近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和强势美元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正面临新的考验，可能出现一些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不动摇。只要我国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就业稳定，注意防控金融风险，重视环境保护，就可以稳定外商投资预期和投资信心，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外商投资。
理性分析和应对少数外资企业关停问题。对近年来出现的少数外资企业关停现象，我们要认真分析，合理采取应对和预防措施。少数外资企业出现撤资或关停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企业因市场环境变化而陷入困境。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企业的用工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升，一些竞争力较弱的外资企业的经营受到较大影响，企业出现亏损，业务陷于停滞，最后只得关门歇业。对于这类企业，我们要帮助企业合理解决失业员工安置问题，依法处置资产债务，保障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二是有些外资企业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受到利益侵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官僚主义作风让外商感觉“门难进”、“事难办”，甚至可能有个别官员对外商“吃拿卡要”，让外商不胜其扰，最后只好选择关门走人。因此，我们应依法依纪严肃惩处贪官，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解除外商投资的顾虑和实际困难。三是个别外资企业因为政治原因而关闭。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因为某国政府的错误政策而歧视该国在华正当经营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综上所述，所谓“外资撤离潮”并非事实，在全球外商投资显著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使用外资保持原有规模，且外商投资结构出现优化趋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商投资活动应继续保持冷静的观察，及时采取合理引导性政策。应当指出，事物发展多是采取波浪式或螺旋式形态，有潮起潮落、高峰低谷，在波动中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出现一时的外商投资下降，亦不必过分担忧。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在整体疲弱的世界经济中仍是一大亮点，我国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资质量，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注：本文中引用的相关数据来源为国际统计局官方网站和中国社保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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