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提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概念（简称“唯物史观基因”），主要依据经典作家和相关学者有关唯物史观“萌芽”或“因素”的研究。虽然唯物史观基因与唯物史观科学体系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中华传统文化中唯物史观基因的客观存在与不断生长，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准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唯物史观”被率先接受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 唯物史观 科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方向。其中提出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特别要求“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为此，我们提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概念（简称“唯物史观基因”），作为阐发“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理论工具。
我们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历史观方面蕴含的富有唯物主义意义的优秀见解，称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
所谓“唯物史观基因”，特指中国古代思想家（哲人、史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提出的与唯物史观科学体系中的具体观点相近相通的思想创见，其中有的是对历史现象的理论概括，有的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阐述，是先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深发独智”的理论创构。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他们曾肯定过前辈思想家，如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列宁对此更为明确，在《哲学笔记》中曾多次提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萌芽”或“种子”，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一些思想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论及社会历史问题时有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
我们认为，列宁的观点科学而全面。仿照列宁的提法，我们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历史观方面蕴含的富有唯物主义意义的优秀见解，称为“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化基因”。在这方面国内学者有着持续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为学者白寿彝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因素的“因素论”，朱维铮、周德丰、程静宇、陈卫平等诸学者主张研究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唯物史观萌芽或胚芽”的“胚芽论”，二者具有一致性——都是在列宁论断基础上进行具体研究的结果。
我们放弃“萌芽”、“胚芽”或“胚胎”等概念而用“基因”概念，也是因为考虑到生命科学领域更为准确科学的是“基因”（Genes）概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基因概念从提出到确认其本质，于生命科学而言颇具奠基意义，并影响到其他领域。在文化领域，学者们相继使用文化基因概念诠释古今文化之相连相通。而之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人类文化“轴心期”（Axial Period）概念，在内涵上几乎等同于文化基因概念。他指出，“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直至今日，人类一直在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因此，我们借用“基因”概念，以之为工具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之“唯物史观基因”。
我们使用“基因”概念，也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相关提法。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两处用到“基因”概念。他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他还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014年9月24日，他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2014年10月13日，他再次重申：“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很显然，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为此，笔者尝试去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唯物史观基因”，以服务于今天的理论创新工作。
“唯物史观基因”与唯物史观是个别观点与完整思想体系的区别，有认识层次的深浅之别
“唯物史观基因”强调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历史观方面带有历史唯物主义倾向的精彩命题和创见，强调它们与唯物史观的相近相通，即二者的联系或一致性。但在具体梳理和把握其具体内容之前，我们还要辨析二者的区别。
首先，二者是个别观点与完整思想体系的区别。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或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含义极为明确：“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与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有价值的个别观点或命题，至多是触及社会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或某些事实，属于“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和对“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的描述，“在历史观方面，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是个别的具有唯物主义或无神论意义的命题，而在整体上最后又无从自拔于唯心主义”，这也是我们只能称之为“唯物史观基因”的缘由。
由此带来的是，二者在理论上亦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别。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而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唯物史观基因”的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彻底性，这表现在其历史观中作为“唯物史观基因”的优秀创见同众多唯心主义观点的杂糅。在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理论上的这种不彻底性，在中西思想界都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二者在理论形态上有质的区别，有认识层次的深浅之别。在创建并确认作为科学体系的唯物史观时，恩格斯曾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列宁提出：“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可见，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只要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就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
但是，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基本前提呢？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既不是简单地指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也不是简单地指物质生活资料。唯物史观所特别重视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关系。正如恩格斯概括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变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这才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正解。
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唯物史观基因”的那些观点或命题，诸如“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等的事实及其概括，属于浅层次的理论概括，远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二者之间是质的差别，是不同理论形态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应归因于时代之不同。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科技很不发达，阶级关系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人们的眼界被局限着，有韩非、司马迁、王夫之等这样的思想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创见——唯物史观基因——已属难能可贵，不可能出现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史观基因”存在，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历史观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近的研究对象、一致的思维方式、相通的辩证方法论
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中存有如此丰厚的“唯物史观基因”，从理论上看，主要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历史观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三个方面的共性：一是相近的研究对象，以关注社会历史和伦理为传统的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与主要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致性；二是一致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另类”，其实践哲学的思维特长，与西方以理论哲学之思维方式为特长的哲学传统相异，而在同属实践哲学理路方面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亲和性；三是相通的辩证方法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丰富的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间，毫无疑问是相通的。所有这些共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哲人、史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并自居张力的“唯物史观基因”。
中华传统文化中“唯物史观基因”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前提。在这些丰厚的“唯物史观基因”滋养下，当马克思主义于近代传入时，很快就为中国学人所悦纳。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期间，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林云陔，以及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第一批介绍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学者。他们率先撰文引介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涌现出许多优秀成果。如林云陔的《唯物史观的解释》、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胡汉民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和《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有学者称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唯物史观范式时期。
要从社会结构论、社会动力论和社会主体论这三个方面寻绎缕述“唯物史观基因”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在明确“唯物史观基因”概念之后，更为重要的工作是以之为工具去搜罗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丰厚的“唯物史观基因”的具体内容。如何从浩繁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搜罗这些内容，我们还需要解决关于“唯物史观”体系框架的科学理解问题。
学界公认，马克思恩格斯至少有过二次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分别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有学者指出，《资本论》第三卷第894~895页的一段表述，应视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经典表述的方法论补充。在学界众多有关唯物史观框架体系的成果中，值得关注的是如下观点：唯物史观主要研究三个方面问题，即社会有机体诸要素及其内在联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及作为历史主体人的历史作用，因此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应围绕历史观基本问题，按照社会结构系统、社会运动系统、社会人的系统建立。
受这种观点启发，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科学体系包括三个理论——社会结构论、社会动力论和社会主体论。我们应按照这一理论架构，从这三个方面寻绎缕述“唯物史观基因”。这样不仅更加条分缕析，易于把握，且能更深刻地揭橥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因”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能更好地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AS151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李杰：《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⑤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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