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比“影响”更适合定义不同文明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毕生研究中国的学者，罗森教授的中文很好，可以用中文进行演讲，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中，她甚至会特意向那些用英文提问的听众强调“用中文，我听得懂。”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罗森就多次访问中国，也数次到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参加学术交流，和许中国的许多考古学家都成了好朋友。但与那些在中国生活多年、能操一口流利汉语的“中国通”相比，她觉得自己还是更像一位在中国之外研究中国的“他者”，就像她在讲座中的玩笑所言：“对大中国来说，我是一个来自西北的蛮族。”
在北大的系列讲座中，罗森教授多次强调自己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使用“接触”一词（contact），而非传统常用的“影响”（influence）。她谈及自己曾用十年时间考虑半月形地带、草原、中原的关系问题。草原人无法放弃骑马，正如中原人无法放弃谷物种植，所以这两个社会始终保持着完全的差异，并不能真的互相“影响”。
她举了中国的铁器为例。铁器完全是从外部传入中国腹地的，但中国腹地使用了全新的技术冶铁，用来制造农具、制造在死后可以保护自己的铠甲，赋予了铁器全新的使用方式，改变了其内涵，而对于黄金，中原的的接受程度就低得多。“我们不能使用‘影响’这个词来描绘草原和中原的关系，这两个文明实际上是在进行‘接触’，并在接触的过程中保留对自己有利的，而摒弃那些违背自己传统的、无法被转化的，两个文明中具有自己特色的物质文化面貌则一直被珍视着保持着。”
“他者”的角度使罗森教授有一双慧眼敏锐地寻求各种相似背后的根源。因为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缘故，她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物，更容易捕捉到来自不同区域的文物所具有的相似性。通过对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周代贵族间流行的草原风格器物、秦及欧亚草原和地中海帝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遗迹遗物、北朝隋唐的佛教与金银器等代表器物的研究，她深入地探讨了欧亚大陆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之间的联系，织就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关系网络，并试图寻求每一个网络形成的推动力，以及不同的推动力所导致的不同方向的扩散传播。
更为重要的是，罗森教授透过这些讨论，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面对纷繁变化的国际局势时，如何做出反应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在不断吸收新思想、材料的同时，也保持自身深刻而独特的文化传统。
罗森笑着说，随着自己的讲座接近尾段，中国也变得比之前更为强大，吸引了众多周边国家的外国人前来，当然也受到周边国家更大的压力。表现在考古方面就是更多的物品从外面传入中国，但对于物品的关注遮蔽了人们对于为什么这些外来物品会在此时此地出现的思考。
“中国一直是一个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国，但同时，它只接受与吸收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其他的则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特征。”
四场系列讲座之外，罗森夫人还在故宫做了一次演讲，并与其他老朋友举行了一些内部的座谈与交流。8月份她会再到中国，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中国南方的青铜器及冶金术、欧亚草原的文化传播等等课题进行考察。从数十年前中国学者到欧美去学习考古与艺术，到如今像罗森教授这样著名的西方中国研究专家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中国与世界在考古与艺术方面的新互动模式日渐形成。
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所说，罗森的研究总会让中国学者觉得有一点“出乎意料”，但她的论述所秉持的独特视角，确实在很多时候冲击着我们的既有认知和研究框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这种“他者”视角，正是由于有罗森教授这样的海外中国研究者，才使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有了不同的维度。
记得是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庆祝自己的90岁生日时，罗森作了一场《早期中国及其创新技术》的报告，她对比了西亚和中国不同的饮食加工传统，认为西亚的烘烤传统和中国的蒸煮传统非常深入地影响了各自的文化发展。中国的陶器主要是炊器，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早期的炊煮传统，商周时期高温陶瓷器的产生，显示中国掌握了高温控制技术，而正是这一技术带来了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高度发展，形成了与西亚冶金术不同的途径。
当时我只是一个对考古有兴趣的记者，立刻就被她吸引。她的学生们说，她看起来是和蔼的，会仔细聆听你的意见，但她其实是固执的，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她的视野是开阔的，对新的考古发现是敏感的，她乐意与人分享她的观点，别人也乐意与她分享相关的资料。因此她的研究一直能保持足够的活跃与前沿。（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方笑天 杨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