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公众对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依存关系有深入理解
法律与道德均属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上层建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来维护；法律则通过国家强制力使人们遵守。有专家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惩恶扬善，道德的本质是劝善，只有对违法犯罪以严厉打击，才能不断强化人们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人们扬善的自觉性。历史经验证明，离开法治的所谓德治或者离开德治的所谓法治，结果都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范，甚至变成人治或专治。调查发现，在公众对法律与道德辩证关系的认知上，79.32%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的说法，78.75%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德治与法治互补互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说法，78.61%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越是改革的深化期，越需要法律和道德同时发力”的说法，78.44%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说法（见图3）。
加强德治建设，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于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强化行政道德和行政伦理，加强廉政建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有专家表示，德治不仅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也涉及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有一个无形的文化资本来为国家竞争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本身就在于它是制度创新和社会生活中普遍的道德实践，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体系，将会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那么，公众对于德治的众多影响有着怎样的认同度？调查发现，当被问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德治将在哪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时，61.74%的受访者赞同能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58.65%的受访者认为有益于激发创新创业动力，57.30%的受访者表示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46.06%的受访者认为能够有效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此外，也有不同比例的受访公众认为进一步加强德治将对“凝聚改革发展共识”（44.75%）、“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42.43%）、“保障社会和谐稳定”（34.69%）、“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19.08%）带来积极影响（见图4）。
当代治国实践中的德治之道
我国的传统德治思想中凝聚着祖先们治国理政、富国安邦的丰富智慧，当今我国的治国实践需要植根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治国思想之中，借鉴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但同时，当今时代背景已与古代产生了霄壤之殊，只有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才能探索出一条科学合理、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参考已有研究结果，结合历史经验及我国的治国实践，并参照公众对建议措施重要性优先级的评定，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如下建议：
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实践表明，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有专家指出，要以法治保障道德。法律不仅要惩劣行以示警戒，还要彰善举以扬美德。比如，我国大多数省区市都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有专家认为，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社会的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怎样对待公平和效率问题等。我们应当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指导思想，动员各个方面的力量，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强化官德修养，突出领导干部在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领导干部在社会中的地位、职责和作用，决定了“官德”建设对以德治国进程的影响。有专家指出，以德治国，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应发挥关键作用，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不偏向、用权依法不出格、用权廉洁不出轨，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培养践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领导干部在道德上要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努力使自己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也有专家认为，领导干部自身的道德水平不高，会使一些群众产生失望情绪，从而降低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导致“官德毁而民德降”的不良后果，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树“官德”，当务之急是要立德，也就是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其次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努力，即强调官员内在的自律；再次，还要强化领导干部道德的监督机制。
培育和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德治中所谓“德”，在现代社会主要指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社会公德，主要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是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职业道德是指人们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是职业品德、职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的总称，它通过公约、守则等对职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加以规范；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个人品德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其道德行为整体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一贯的道德倾向。有专家提议，加强德治，就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注重培育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四德”相辅相依，不可偏废。德治既是“治国”，也是“治家”。《礼记•大学》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治家”就需要充分重视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的提高，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景象。只有“治好家”，在家庭之外，社会之内，提高职业道德，加强社会公德，才能“治好国”。
重视和加强各级学校的德育工作
“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道德建设，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德治教”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基础，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学校道德建设是提高全社会公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工程，对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直接影响，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有专家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产生影响，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心理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利益的多样化，既促使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负面的东西，从而加大了道德建设的难度；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西方媒体的进入、中外合作办学等等易使西方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实施“以德治教”，加强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学校作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主阵地，同时是道德教育的主战场。“以德治国”需要以“德”为“治”，通过“育”来“治”。有专家提议，学校应狠抓学生的德育工作，加强学生对道德修养重要性的认识，明辨是非观，提高自律能力。同时，也应加强教师自身的师德修养，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
【执笔：张盈盈 制图：石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