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还出现了一段政党政治的闹剧。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受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坛也兴起了一股议会竞选、政党组阁的热潮。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争取在权力分配时得到更多利益，纷纷组建各自的政党，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政党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几年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几百个，争权夺利，喧嚣一时。大多数政党思想庞杂，组织涣散，有的政见不一，多次改组；有的根基浅薄，转瞬即逝；也有的内部对立，不欢而散。即使少数坚持下来的政党，也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束手无策。这股热闹了一阵的政党政治，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迅即成了过眼云烟；种种救国方案也各显身手，但都化为泡影，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沉闷、彷徨中寻找新的社会力量和前进道路。几经失败之后，人们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背景，是历史必然性的依据所在。
本报记者：通过您对近代中国社会大背景和救亡运动、革命斗争的简要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必要性的认识。那么，怎么看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呢？
邵维正：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必要性和可能性辩证统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不例外。只有既具备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脱颖而出，站立到救国救民的前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五四运动前后建党要素的缘起、积累和形成作些概略的回顾。
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是当时弘扬新思潮的主阵地，1919年5月李大钊把六卷五号编辑为“马克思研究”专刊，尤其是他亲自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成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同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观点，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前后达6个月之久。
此外，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使传播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有组织的状态。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3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在李大钊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随后上海、武汉、长沙、济南也先后建立，展开了多样化的学习宣传活动。为了让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人们能够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于1920年8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印发了许多通俗的有关马克思、列宁的小册子。随着新思潮涌起，百家争鸣、异说竞起，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骨干与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展开了三次论争，批驳了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立起建党的指导思想。
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外资企业、官办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建立而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到五四运动前后，产业工人达到200万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另外还有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人数量不算多，而与俄国建党时的270多万和印度尼西亚建党时的50万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外国资本、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剥削，有很强的革命性与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