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罢工运动起始较早，而且连续不断、日趋增强。据统计，从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间，发生罢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而从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间，发生罢工226起，平均每年25起以上，比前一个时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1916年10月天津老西开的罢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爱国同盟大罢工，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已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觉悟不断增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必然要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着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三是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和早期地方组织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一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是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实现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毛泽东、李达、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们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深入到工农群众联络发动，正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逐步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作为这一结合的标志是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有了一大批建党骨干，又有建党组织活动的实践，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是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具备，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艰巨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当然，中共建党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展开的，加上缺乏经验，中共一大的召开稍显仓促，但还是完成了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历史使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并制定出《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圆满完成。
本报记者：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有哪些现实意义？
邵维正：温故而知新。我们回望和梳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遭际和屈辱，抗争和挫折，奋斗和崛起，会给人们以诸多的启示，引发深层的思考，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
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海外曾有一些责难和非议，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舶来品”，甚至是“卢布党”。这些论调至今还有市场，一言以蔽之，实质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共产国际与列宁对中国建党十分关心和支持，共产国际代表也给予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植根于中国社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追求。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了建党的酝酿，当时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未来到中国。后来，吴玉章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恽代英在湖北建立共存社（亦称波社，取布尔什维克组织之意），既没有与李、陈联系，更与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什么关联。这都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建党活动已经开启，是内因在起主要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建党的各种要素还是生长于中国社会。我们论证并强调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对西方长期存在的片面观念作出认真的回答。
时至今日，我们重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为唤起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爱国之士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革命前辈和先烈，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一直没有变。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而道远。这是历史必然性的延续，是理想信念的体现。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崇高追求和奋斗精神，面向未来，不畏艰难，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经受各种艰难考验，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