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民族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与个人精神发展过程相似，也要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才能达到完满的万有相通之境。先就西方来说。
西方思想文化史是从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观，经过“主—客”关系，进而初步进入“后主—客”关系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黑格尔说：“希腊人既是从自身出发的，又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是有历史性的，按思想来理解，这前提就是东方式的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实体性，它是自然的合一。……希腊人以自然和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当时的“物活论”就是把人与自然物看成浑然一体的最明显的表现。古希腊哲学家泰利士说，世界是有生气的并且充满着精灵。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的本源火是有生命的，是灵魂。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也是主体与客体浑然不分的表现形式。阿拉克萨戈拉说，万物的原则是心灵。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主体与客体。但他所讲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二分关系。不能说柏拉图哲学已达到主体性原则。柏拉图和一般的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把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相关联，这样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所不能提出的。古希腊思想文化形态，总体来看，还没有把人当作行动的主体，而只是静观世界，远未达到万有相通。
西方中世纪，神的统治把尘世看作应加克服的障碍，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人不可能有自由意志，谈不上万有相通。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充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近代思想文化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把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下，近代哲学便走进了“求知”之境，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科学也由此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便可以说是能动的、主动的。人与外物之“相通”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形态中前进了一大步。
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特点之一，是自觉到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从而力求克服对立，达到统一。弗朗西斯·培根曾公开主张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康德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但他只是认为物自体不能凭知性范畴、凭认识去把握，却可以凭他所谓的信仰去把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自我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在他所谓的现象界达到了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可以说，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要求达到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但只要是停留在“主—客”关系框架内认识（“求知”）论方面的统一，就还有主客间的外在性，不能算是最终达到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融通为一。西方近代人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方式，以及“自我专制主义”（犹太裔法国现代哲学家莱维纳靳语）、破坏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源于“主—客”关系式的彼此不通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