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以后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一般说，都打破了自柏拉图特别是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客关系式的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间有些思想家主张人与物不应当仅仅停留在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而首先是存在论上的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关系。他们反对传统“主—客”关系式信奉超经验的、永恒不变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世界，而强调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与人生不可分离的世界。海德格尔是其中最著名者，万有相通的哲学在他这里有了明显的体现，值得珍视。和个人精神发展阶段中“审美境界”高于“求知境界”的过程相同，海德格尔“显隐”说的美学，代替了近代“主客关系”式所带来的“科学至上主义”，而为人所崇尚。大体上说，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现当代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同自我间的“对话文明阶段”，一种具有“全球意识”和“整体意识”的“万有相通”的思想文化阶段。但西方人受“主—客”关系式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太深，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直束缚着他们而难以超越，他们欲学彼此融通的思想，亦非易事。“万有相通”在西方现当代文化状态下，还有待完善和发展。例如被誉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法国艺术家杜尚，一方面反对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画一个亦开亦关的“门”，以示亦此亦彼的融通为一，但另一方面，他为了反对艺术脱离现实生活，提倡艺术生活化，竟放弃绘画，整天埋头于下棋的生活。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说明他还是没有脱离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走着上述三个阶段的道路，但步伐较慢。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形态，粗略地说，主要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此形态绵延几千年，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乃是一个逐渐走向“相通”的漫长曲折的进步过程）。其特点是：
（一）个体性自我被淹没于盲从统治者意志的社会群体之中，一切都依赖个人所属之社会群体，思想言行都听命于父母、家族以及最后唯专制皇帝之命是从。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人由己”，虽有从自我真情出发而为仁的思想因素，值得珍重，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人自觉地服从贵贱等级社会群体之“周礼”。孟子则更多自我独立自主的思想，笔者在《谈孔孟之别》一文中已有专门的论述。其他中国古代士人也还有这方面的思想，但就整体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是自我被淹没于群体。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自由思想极难伸张的现象。
由于每个个人都只有其所属社会群体的共性，少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人与人之间少有相互往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必要，少有个性交流的内容；至于人与君王之间，更是鸿沟一条，互不相通。总体来说，古代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较不相通的社会。
（二）传统的“天人合一”还把个体性自我淹没于自然整体之中，缺乏自我作为主体，以自然为客体和对象，从而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这就造成了中国自古不太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梁启超就说过：“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这样，在传统的“原始的天人合一”中，人很少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不通。
明清之际，更突出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兴起了反对“原始的天人合一”而转向“主—客”关系及其主体性思想的新思潮，从此到“五四”运动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旧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转向西方召唤主体性、个体性和科学精神的历史。
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出现了龚自珍、魏源这样的反对顽固守旧势力、主张富国强兵的思想家。龚自珍认为“我”或“心”是一切的动力，他有模糊的主体性思想。魏源攻击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说是“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他强调“事必本夫心”，而“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魏源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区分“物”与“我”、“事”与“心”的主客二分思想。
谭嗣同明确论述了“我”与“非我”之分，实即主客二分。他极力强调“心之力”，实即主体性，认为“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严复强调“与天争胜”，实即发挥人的主体性。他也很重视认识论和逻辑方法，推崇西方近代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主张读自然的“无字之书”。
梁启超赞成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宇宙间万物“莫不变”。他推崇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人贵“能自有我”，也赞赏康德认识论中的主体性思想，提倡“非我随物，乃物随我”。
章炳麟反对儒家的“天命”观，断言“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
孙中山把心和物、精神与物质作了明确的区分，有较清楚的主客二分思想，他强调“心”的主体性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人可以胜天。他反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认为道德的本原不在“天理”，而在于人类互助的需要。
“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从思想根源上来看，可以归结为学习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及其主体性思想。科学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民主就是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各种变相的封建压迫，以发挥人的主体性。这两大口号是明清之际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家反对“原始的天人合一”，重视“主—客”关系及其主体性思想的概括与总结。“五四”运动轰然打开了几千年来封闭不通的传统思想文化形态的大门，向着“万有相通”的形态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堪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尽管它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晚了几百年。
“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为科学和民主，为伸张人的主体性所走的道路实在太曲折。“五四”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窒息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的一次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只求相同、不容相异的封闭不通的“原始天人合一”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尽管我们也应当承认，“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其高远的诗意具有“永久的魅力”。
中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们得到了一定的伸张自我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生活日益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现在人们大多都向往以“自我”为中心来设计自己的世界。特别是互联网中微博、微信、微电影之类的“微”现象，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尽量满足个人当下生活的“微时代”。人在各种“微”生活中，表达自我当下的、片段的情绪和感受，以至即兴的创作，从而大大扩展了自我表现的领域，分享丰厚的世俗生活的意义。此种现象是对几千年来“原始天人合一”模式下个性“自我”被禁锢于封建社会群体之中的文化形态的一大突破，有解放“自我”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互联网中的每个个人，既是独立的，有个性的，又不是孤立的，与他人隔绝的，而是与他人、与远在天涯海角的人，甚至与陌生的人，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只要一机在手，地球两面相隔千万里的两个人就可以面对面地抒发各个自我的喜怒哀乐之情。自我之独特性与人我间之交融，结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互联网既弥补了中华思想文化少有“主—客”关系式之主体性的缺点，又超越了“主—客”关系式而开始进入“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阶段，“万有相通”之“不同”而又“相通”的特点，在互联网这里得到了极其具体生动的体现。
总之，由“天人合一”到“万有相通”，是我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大道，“万有相通”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理想目标，我们要为实现“万有相通”，从各个方面、尽最大努力而奋斗不已。
（作者：张世英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