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教授提出了“全球时代”(Global Age)的理念。该理念承认文化主体性,强调差异性共存,主张文化主体之间开展行为互动和相互尊重与妥协,并将这些观点概括为“实用普遍主义”(Pragmatic Universalism)。在我了解的欧美学界,这个观点是一种非常现实和温和的一家之言。在交流中,阿尔布劳教授曾向我强调,他很赞赏费孝通教授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实用普遍主义的理念,从根本上与费老的主张是一致的。
全球时代与中国立场
从文化主体性的全球化理念出发,我们可以肯定,一个族群、一个文化体、一个国家政体,究竟采取怎样的全球化立场,往往与其历史发展和民族命运相关。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评论。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化立场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在鸦片战争前后,从乾隆皇帝的中国无所不有、漠视他国存在的唯我独尊的立场,转变为清末屈服于列强的惶恐自卑的立场。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戊戌维新”到抗战胜利,其间混杂着相互矛盾的多种不同的立场,主要包括反对儒学、全面西化的立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立场,以及学习苏联、革命建国的立场。第三次转折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后,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反对霸权的立场,到邓小平的自强发展、融入世界的立场。基辛格认为,中国向来的政治文化心态,是对内奋发图强、对外无觊觎之心,所以他劝导美国政界与中国发展友好互助关系,共建新的世界秩序。
本人同意基辛格的判断。中国历来是自强发展的,今天更有文化自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一度流行“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万路归一,只剩下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了。这是理论错觉,是片面价值观使然,因为它否认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表现为信仰认同、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所以应该是多元的。如今,承认文化差异性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这个共识,最新的全球化理念是一体化和本土化的结合、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同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经济、社会、环境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文化要素,强调保护文化差异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全球化立场包含着尊重文化差异、坚持文化自信的理念。
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
中国本土知识如何走出国界?这个问题是“中国经验国际表达”在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具体反映。我个人的观点是:本土知识走出国界需要完成国际概念化的工作。
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关怀和积累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但停留在本土知识的层次并没有尽职尽责。这是因为,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经验研究学科,同时还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所以社会学者也有责任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体、不同社会体的本土知识进行概念化,形成抽象的、一般的、跨边界(时空、文化、结构等边界)的理论知识,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从而指导实践,并在此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如在国际社会学界开展学术交流,需要跨边界的概念化工作,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我们知道,概念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表述。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本质是一种理论抽象,即从个体向群体的抽象,这个过程也称为个体特殊性向群体一般性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一个文化体内部。当概念化过程发生在群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升为跨群体的一般性本质;当这一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又进一步上升为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由于文化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认知差异,跨文化的概念化的复杂性增加了。
在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科学知识编码化的论点,值得重视。编码化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论准则将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组织,就像图书编目一样方便积累、搜索、传播,而编码化的知识是带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知识。贝尔认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就是科学知识的编码化,为此大量的理论知识得以在全世界范围传播,促进科技发展、经济改善、社会进步。按照知识编码化的逻辑,那些拥有编码化理论知识创造能力的民族、社会和文化体,就可能获得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
在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问题上,知识编码化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体的本土知识可以是地方编码的,也可以是国内编码的,还可以是国际编码的。地方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较小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具有地方意义;国内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文化一般性、综合性,具有全国意义;而国际编码的本土知识超出了国界,强调了本土知识的跨文化的一般性和综合性本质,具有国际意义。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将关心中国经验,想获得中国社会的本土知识。为此,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势所必然。中国社会的本土知识只有走向世界,与世界有效沟通和衔接,从而影响和贡献给世界,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知识财富。这是中国学者向国际学界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