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和民众素质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我们应当把“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作为国家战略，推动国民经济转向以国民素质为基础的发展轨道上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使国民优化、政府优化、规则优化，利用中国的互联网优势，创造便捷有效的农村教育体系，为国民经济转轨创造必要条件。
【关键词】教育体系 国民素质 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很多。最应该做的是从现在起，将发展教育作为第一国策，把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要务，把国民经济的发展转向以民为本、教育为上、增强素质的轨道上来，再次认识教育的功能，建立持续现代化的国民基础，提高对全球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教育是影响人类生死存亡的基础因素
世界当下的73亿人口构成地球人类。总体来看，影响人类生死存亡的因素很多，但与人类自身相关的基础因素有四个。
一是“生活”。人类的生活行为十分宽泛，但生活的原始问题是人类的繁衍问题。若不生儿育女，人类就要灭亡。有人类的“生”，才有人类的“活”，生活的本意是人类生存和更好生存的本能意愿。对生育，地域上的国家可以调节但难以终止，国家必须为所有出生了的人口承担责任，中国的责任尤其重大。
二是“生产”。出生的人类，为生存必须进行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十分宽泛，但生产的原始问题是如何得到食物，没有食物，人类也要灭亡。人类从最先的渔猎、采集，到其后的种植、养殖，到后来的大农业，再到现在的制造式农业、智慧农业等，其原始功能都是为了获得合适的食物。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着重解决“首先”的问题；以制造业、第三产业为手段，着重解决“其次”的问题。粮食收成以及食物链，从古至今都是政府最为关注的事情。
三是“环境”。人类的生活、生产等活动，需要空气、阳光、温度、水等各种物质条件，需要和平、交往、知识、健康、关怀等各种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环境。如果环境恶化，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如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如此循环，人类将走向毁灭。环境保护的国家行为就是在减免人类给自身制造的环境危机。雾霾、极端气候等现象在不断教训人类，也带给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多的警示。
四是“教育”。教育就是将上一代人乃至上若干代人在生活、生产、环境保护等行为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人，同时把当期创造的新知识、新技能也一同传授给下一代人，使下一代人具有更新的理念和规则、具有更强的能力，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我调适的问题。如果没有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后代人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最终退化到和一般动物差不多的程度，人类就会消亡。世界人口中以中国最多，教育应为中国最关切的问题。
四种基础因素中，人们对生活、生产、环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唯教育作为影响人类生死存亡的基础因素而不为人们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长期跟随而又难以超越，其根本原因不在技术，而在教育的落后和国民创新能力的薄弱。教育，按中文字义理解，“教”为“上所施，下所效”，而“育”为“养子使作善”。教育在于传授和接受，而传授的目的在于不断增进人们的德行、知识和技能。所以，教育关乎人们的素养，教育关乎下一代的素质。
将“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
因某个基础要素对国家的重要性，政府有可能将其作为国策。例如，与“生活”相关，可将鼓励生育或限制生育作为国策；与“生产”相关，可将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作为国策；与“环境”相关，可将防治污染、保护环境作为国策；与“教育”相关，可将科教兴国作为国策，等等。上述诸多方面，唯有提高民众德行、知识、能力，才能增进生活、生产、环境的品质，进而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对国家而言，不同时期的国策可以有多个。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唯有“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可以作为“第一国策”。教育不但先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把通过教育增强国民素质这件事作为基础性的头位大事来对待。
从现在看长远，唯有人的素质最为基本。2017年出生的人，当其30岁的时候，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中坚力量。那时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理念、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将会对那时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面对21世纪中叶的挑战，现在的中国应该做什么？重视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产品还是改善环境？这些方面都很重要。但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和发展，都要依赖于现在的中国人所积累起来的德行、知识和能力。我们无法预测30年后中国人有哪些发明创造，但我们能从教育给予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人们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作出大致判断。
例如，我们从幼儿教育开始观察，看幼儿园的老师让孩子们学习些什么，看家庭、家长、家风对孩子的影响，看孩子们模仿什么，形成了什么样的习性等。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看积累到青年人身上的是什么知识、品行、偏好和能力。不少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习英语；日本人送孩子到门口，让孩子自己去学校；美国有人主张幼儿高年级可以学习计算编程；等等。这些初始的“教育”都会在人的素质结构中留下印记。
又如，将来还需要什么？眼下出现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三维打印、外空间探索，等等，这些将来我们必须面对的知识和技能，是否也需要通过不同的教育途径附着在人们身上？还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所需要的沟通、合作、包容、互惠、学习等基本素质，也要通过实践教育，在下一代身上表现出来。现在的教育所积淀的国民素质将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
再如，我们到一个国家，只要看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特别喜爱读书，是否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我们就会知道这里的民众将来是否有作为，这个国家将来是否有发展。国民的读书习惯，就是这个国家最简单、最普遍的教育，就是知识和能力最直接的传授、接受方式。任何一种课堂教育都比不上民众这样的习惯。习惯就是力量，它预示某种持续生存的能力。
从根本上看，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劳动工具是第二生产力。工具源于劳动者，其余的因素都是借助于劳动者和工具发挥作用。技术没有独立的实在形态。技术只有附着在人的身上或渗入到工具里，才能发挥其作用。技术的附着、渗入，对人而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使人成为高技术含量的人；对工具而言，是人做成了工具，将技术渗入到工具中，使工具成为高技术含量的工具。源头又回到了人，回到了教育。教育是基础。没有教育，就没有高素质的人；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高水平的技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非学校的学习，都是技术附着于人、渗入于人的途径。
中国的原子技术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技术并对其进行吸收、消化、集成等多方面的作为而创造出来的。没有人，那些原子知识和方法只能被束之高阁。对于中国的航空航天成就，最令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政客感到叹服的不是火箭和飞船，而是设计制造火箭和飞船的年轻化和高素质的队伍。中国强大的根本在人而不在物，而人强大的根本又源于教育。所以，将“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就是要确立人的本位，使国民优化，以国民的本能去激励国民经济，进而建立起具有创新能力的国民经济。
强化农村教育，改变素质状态，造就农村城市化的内生力量
中国社会至今仍受农村传统影响。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边远城市，无论是白领、蓝领或是灰领，他们在做事待人时仍然不免受到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小农习惯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的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城市相比，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落后，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农村落后的“痼疾”隐含着多种危机，将长期影响中国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此，需要转变战略思路，使教育在农村先行，改变农村新生代受教育的环境。
今后几十年，我们都应当将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增强国民素质的首要任务，将农村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长期推进。近五年来，落后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很有成效。从长远看，农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农村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要。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5465万文盲人口多数在农村。2016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3.4%，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多数也在农村。2015年，全国小学生生均仪器设备值为1044元，而农村小学的生均仪器设备值仅相当于城市小学的58.5%；全国初中生生均仪器设备值为1746元，农村初中生生均仪器设备值仅相当于城市的68.7%。全国小学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为91.9%，农村为89.7%；全国初中层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占比为80.2%，城乡差距为13个百分点。多年来，尽管这些方面有所进步，但仍不尽如人意。农民子女受教育的落后状态亟待改变。
中国很多地方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看起来，人们比较关注楼房、街道和卫生条件的建设，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农民素质的现代化程度随之提升。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城市化使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农民生儿育女的意识、创造财富的手段、享受田园环境的机制等。中国农村城市化不是农民进入大城市或重新建设大城市，而是农村就地城市化，农民在自己家乡就地建设和享受现代化水平的田园生活，甚至比城市更好，令城市居民羡慕，从而回到农村来。如果哪个地方的农村城市化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过来，那么这个地方的农村城市化建设就是成功的。这里变化的起点就是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素质，用内生的创新力量，就地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同时推进6亿农民素质的提高，若能如此相互促进，那就形成了农民素质持续提高的迭进机制。
农村居民素质的改变，先从农民新生代入手，走农民根本转型的路子。提高农民新生代的素质须从幼儿教育开始，使乡村的幼儿教育能够达到城市水平，以此类推到小学、中学、大学。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新生代农村居民，将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力量，成为乡村就地城市化的推动者。为此，我们在战略上需要转变观念和思路，普遍调研农村教育问题，为提高农民素质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改革体制机制，改进政策规则，鼓励更多优秀的教师、能干的校长到农村、到边远的地方任教，并通过长期稳定的法规、体制、政策、规则，将上述鼓励长期稳定地支持下去。
对于优秀的教师、能干的校长的来源，可以考虑从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进行动员、选拔。这样做，毕业生就业和农村发展可一举两得。2016年，中国大陆研究生毕业生有56.4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有704.2万人，共760.6万人。若每年有25万左右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到农村任教（约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3%），全国2200个左右的农村县，每个县平均可得110多个毕业生。若这个办法实行30年，将会对中国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来，已经有大量的校舍、资金、图书、电子设备等支持到农村学校，但农村教育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如果要真正激励有作为的人到农村去，需要构思比城市成倍优越的具有强激励作用的政策，并使之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和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现在的困难可能会多一些。但只要下决心做、政策到位，作为国家战略，强化农村教育，就能造就越来越多的农村现代化的内生力量。
“教育+互联网”，在互联网机制下便捷地提高国民素质
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发展很快，在经济领域的应用规模处于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为96.2部/百人，通过手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数量为7.31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为6.95亿人。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率达到53.2%，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3.1%，这种状态世界少有。尽管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及城市，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个比例会增长很快，中国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普及状态非常有利于互联网教育在农村的终端化发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互联网机制来加快中国教育，尤其是加快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呢？
用“教育+互联网”的模式来实践第一国策，创造互联网机制下中国式教育的新体系，对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极有好处。现在已经有许多小学、中学、大学采用在线远程教育的方式进行互联网教学及人才培养的活动。尤其是对于边远山区的学校，互联网平台能够有效缓解稀缺的师资问题、教具问题、方法问题，缩小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互联网大学机制已经能够将某门课程中全球最好的教师、先进的教材、合时的方法搬到平台上，进行在线教学，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机会选修。互联网平台上的教育模式将会带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场景，互联网机制下的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将成为现实。
如果这种模式不断扩展下去，许多线下的同类课程将会被淘汰，同行教师不用再上课，还可节省许多教学空间，甚至会淘汰许多大学。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差别会在一个国家内明显缩小，甚至会在全球范围内缩小。民众受教育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受教育的便利性会大大提高。互联网机制下的教育模式将在教育领域引发颠覆性影响，给落后地区的教育、给希望得到最好教育的农村居民带来更多公平的机会。
世界多国政府、教育界及许多学校已经感受到了互联网机制的威胁，并已经开始寻求应对之策。当然，在线教育泛出的诚实问题、当面交流问题、群体文化问题、互联网社会病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试验和研究得到适当缓解或解决，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部分问题而不去积极作为。
对中国而言，“教育+互联网”是实践第一国策并取得积极成效最为便捷的模式。政府可首先将“教育+互联网”确立为国家战略，投资建设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同时，制定数字教育资源质量标准、建立数字教育资源的准入办法、数字教育运行规则和监管机制，探讨网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管理办法，以及互联网机制下新教育体系持续发展的问题。摸索一整套互联网机制下的教育理念、规则、动力等，是第一国策取得成效的基本保证。
用“教育+互联网”的模式来打造互联网机制下的中国式教育体系，有助于缓解农村教育所急需的优秀师资、优秀校长、教学资源、器具设施等常规条件短缺的困境。对农村实施远程在线教育支持工程，对于快速提高农村居民素质、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很有帮助。
中国的教育资金投入相对欠缺，与美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2684美元相比，中国仅为42美元，是美国的1.56%。中国教育资金投入应不断加大，否则，坚守第一国策就是一句空话。在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来源方面，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预算、动员社会力量投资支持以外，也可以考虑将自反腐败以来罚没的资金集中起来，全部投入教育。如果一代人风气不好，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扭转。中央坚持反腐倡廉，这是长期的教育行为。将这些资金统收国库，不如将这笔资金专款集中投入教育，或集中投入农村教育，不失为反腐倡廉成效的另一个目标性显示。
教育和民众素质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因此，把“发展教育，增强国民素质”作为第一国策、作为国家战略，推动国民经济转向以国民素质为基础的发展轨道上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使国民优化、政府优化、规则优化，尤其要下力气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加快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在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中，要有效利用中国的互联网优势，创造便捷有效的农村教育体系，为国民经济转轨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大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
【参考文献】
①《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1年4月28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2月28日。
③《中国教育概况——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6年12月19日。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6年2月29日。
责编/王妍卓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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