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公共事务方面取得的巨大变化。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载体——合作制组织，才能使合作愿景变为现实。
【关键词】合作治理 合作制组织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与多元治理主体的提出使得政府治理的元主体、单中心地位被解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权威，治理主体展开了多元的、相互呼应的向度。与工业社会对比，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方式表现为对工具理性惯性认可的超越。合作治理需要相应的组织载体，即合作制组织，以替代工业社会相对封闭的官僚制组织。
合作制组织促进社会关系牢固化，激发社会的生气和活力
正如丹尼尔·贝尔预言的那般，后工业社会正在不可逆转地到来。各种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人们开始质疑官僚制组织是否存在得当，并转向思考“共同”的可能性。贝尔强调，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共同”社会。无独有偶，詹姆斯·罗西瑙提出相似的看法，即“治理”是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由“共同”企盼的愿景为依托进而开展活动，它有着自身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规则体系。随后，斯托克、博兰尼和克伊曼也分别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共同”与“合作”是同构之词，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共同是合作的基础，合作是共同的重要体现。随着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的建构和其数量的愈加增多，组织化的开放得到秉持，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以共同为形式的基础上构建的合作治理模式被视作社会治理中的“显学”。合作治理是对组织的共同基础的肯定与确认，合作治理组织载体中的共同关系是由多元构建、稳定且有保障的关系。因此，为了促进组织中的每个“元单位”自愿接受合作关系的组建，组织有必要通过其载体和架构以保证“多元单位”的共同认可度，而这一载体便是合作制组织。
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合作制组织在此环境与氛围下逐渐萌生，能够使得组织“多元单位”的关系日渐明晰。合作制组织并不是大刀阔斧改革下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摸索中，逐渐找寻到区别于他者的存在模式。有鉴于此，合作制组织绝不是对过去组织建立镜像式的发展，而是社会治理方式的真正革新，是带有全新属性的组织载体。政府“治”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但是政府“治”的力量使得组织载体加以制度化的规范。如此一来，政府不但打破了自利自惠的传统，还在后工业社会的这一创制中满足了社会日益要求参与治理的呼声。
因此，由后工业社会对“共同”的向往，以及社会治理格局的共治趋势、组织载体的制度安排，合作制组织不再是一种美好的遐想，而是合作治理下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组织载体。它能够促进社会关系牢固化，给予个体在共同合作的形式下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并且激发社会的生气与活力，使得社会共识拥有更深厚的安全感和实现路径。
合作制组织是划时代的先进体现
后工业社会作为工业社会划时代意义的产物，其组织载体应然呈现出与前者不同的特性。对于合作制组织初步存在的迹象发凡，是对人类社会进化的诚实面对，它不一定是惊喜，因为人们会愈发察觉后工业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是不容小觑的，各种棘手的难题随着社会新的因素涌出而涌出，合作成为最基本的现实，这终归不是一种倒退。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社会，都必然有其天然的症结所在。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充分必要存在。而按目前来看，合作制组织最有可能成为眼下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载体。
实然，人类对“共同”的探讨是分为“合作”与“博弈”两个点的。如果将合作制组织归为“合作”（当然不否定合作中也存在博弈），那么“博弈”便是官僚制组织的最大特质。马尔库塞将工业社会描述为，生成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之上的，官僚制组织的“博弈”特质具体体现为：第一，官僚制组织的形态呈现为竖状点线图。官僚制组织的权力分布为自上而下，线由点组成，点的始端代表权力的至高，高处的权力持有者具有控制和导向低处服从者的权力。服从者在博弈中求生存，抛弃了合作的要领。官僚制组织的职责分明保障了线的有效运转，从高往低的单向度命令遏制了同级之间的横向联络。第二，官僚制组织的部门范畴和权力范畴是经过制度严格规范的。这样的制度彰显了一切博弈行为皆是为了追逐财利。第三，官僚制组织是闭塞的。范畴之外是不可逾越的领地，封闭导致上层对权力的把控和紧握，无释放给下层表达权利的机会。
合作制组织的合作特质
与官僚制组织完全不同的合作制组织，在“合作”的特质下表现为：
第一，合作制组织的形态呈现为加权图，与官僚制组织的竖状点线图最大不同在于，以数学语言去释义，加权图可以成就一个平面，并且平面内每个权都可以展现出来。合作制组织挑战了工业社会中僵化的组织载体，以平面加权图的形式为表达，使得每一个权都交织有信息、技术、能量、权利和义务。在加权图的平面中，权与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尊重，同时也可以相互监督、相互批评，这些出发点都是为了在合作中追求共同进步。加权图是一个不尽完整的平面，它可以随时因势所需，纳入新的权，即合作者。在平面内，每一个权都可以建立多重的联系，链条的相互交错，使得沟通与交流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合作制组织解构了官僚制组织的范畴定义。学者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多元化使合作治理产生了条件。合作制组织是在合作治理的基础上去建构起来的组织载体，逐步被普遍化的合作关系加筑了新型治理方式。难道合作制组织就没有范畴可言吗？答案是否定的。合作制组织在空间向度上的强调是合理存在的，只不过它的合作理念致使范畴不再如官僚制组织那般死板。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X”的驱动加深，治理运行的形态和结构将得到优化，能够极大地拓宽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渠道，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按照民主协商的总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建立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由此可见，合作制组织的范畴正在拓宽，将能创造更多的红利。
第三，合作制组织是通达的。后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扬弃让人们感受到合作是更具魄力的历史选择。学者张希和董占奎认为，合作是“社会交互活动中好的经验法则。”也正因此，合作制组织所能够创造的价值、所带来的聚变效应才如此深刻。个体于后工业社会的表达机会得到释放，并通过一系列的合作方式，包括交互相融、制造连接和建立分享，使合作制组织中的个体挽携力量参与其中。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会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构建中的合作制组织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正在磨合中实现整合。但它摒弃了以往组织载体以强势去消解社会不同声音的做法，而是以一种探讨的姿态谋求更细致的发展。相比之下，官僚制组织至多仅仅表现为“上阶层赢”，而合作制组织则至少能够实现“双赢”，甚者为“多赢”。
(作者分别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江苏省中青年“青蓝工程”带头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行政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3BZZ06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赵云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工匠”之道》，《人民论坛》，2017年第6期。
②张康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治理》，《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