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重要方面，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南通市崇川区按照中央有关决策部署，以九“重”九“建”的布局与路径，全面持续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深度转型和不断创新。
重深化改革，建社会治理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手段实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种体制在今天看来似乎存在许多缺点，但其将国家体制与计划经济相融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是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为这场伟大变革提供稳定环境与条件的同时，也逐步暴露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种种弊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市崇川区委通过调研分析，认为社会管理必须向社会治理转化和创新，才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政府服务滞后于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社会事业发展较慢，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二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社会建设缺失较多；三是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非公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数与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但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尚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为新生社会组织和阶层服务的理念、方法、机构缺失；四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缺乏为利益诉求表达服务的社会团体与机构；五是群众组织官僚化，社会中介组织未能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不强。
面对这些问题，南通市崇川区委认为，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老思路老办法，而应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要求，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制订出一套规章制度，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化与创新。这些规章制度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从观念到要素投入，改变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问题，将民生和社会建设作为城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二是解决社会治理的主体缺位与越位问题，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三是将提高基层组织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基础性工作，大力建设和发展群众组织、社团和志愿者队伍，明确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畅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四是解决社会治理盲区，外来人口的就业、保障、生育、教育、退休都要列入社会治理与服务。五是改革传统主要依靠管、控、压、罚的治理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服务职能，提高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完善社会政策，优化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六是充实和优化社会治理干部队伍，増强决策科学化水平，提升各级干部社会治理能力与素质，提升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和运用新兴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
近年来，崇川区制订了《社区“一办一委三室”建设实施办法》《公职人员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社区责任医生管理办法》《社区律师管理办法》《群众评议工作实施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体现了依法冶国与以徳治国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吃透上情与贴近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引导崇川区的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化和创新，确保了社会治理在制度的轨道上正确运行。
重社会稳定，建民生投入机制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我国社会稳定，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因此，将社会稳定视作“重中之重”，实行“维稳”责任制和“问责制”，对强化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责任起到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委对如何搞好“维稳”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维稳”工作，不应主要依靠强力，也不应不计代价花钱买平安，更不能以“维稳”为名，去拓展政府的权力与职能。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民生建设，只有从民生的源头解决诸多矛盾，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崇川区在坚持“维稳”责任制的同时，着力加强民生建设，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就业、交通、住房、养老、社区等民生建设领域的投入。
“十二五”期间，崇川区累计安排民生建设资金106亿元，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十一五”末增长64%。新（改扩迁）建学校11所、街道卫生服务中心8个；累计新增就业6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05%以内；城乡居民参保率98%，被征地农民（36104人）全部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相比“十一五”末，2015年全区上访量下降25.5%；刑事警情“七连降”，从2008年的12320起下降到2015年的8403起，累计下降31.8%，公众安全感升至全市第二（2008年92%、2015年97.5%）。拆迁、安置量持续增长（2015年相比“十一五”期末分别增长43%和56.3%），完成房屋征收822万㎡，是“十一五”期间的2.2倍；建设安置房668万㎡，交付463万㎡，比“十一五”期间分别增长96%、73%，但因拆迁和安置问题引发的上访量分别下降49%和33%。
重政府服务，建标准化公共服务中心
现代政府的职能，不仅体现在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而且表现在为社会和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预防、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生活方式，完善社会制度，减少社会发展障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委将为社会和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工作。一是明确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成立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联席会议，明确发改、监察、财政、民政、审计等部门职责。二是列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名录，制定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实施方案及清单。三是规范和公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流程，明确项目设立、预算申请、立项审查、项目申报、竞标评审、项目管理等环节。四是按标准建设了区、街道和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中心，近五年区财政累计投入10多亿元，建成区便民服务中心，实现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全覆盖。
重秩序控制，建自治自理社会
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控制性秩序，即依靠强大的控制性权力，控制每一个社会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与言论，从而使社会整体上不出现动荡，保持社会稳定；另一种是自治性秩序，即每个社会组织和个体都在认同社会共识、遵循社会基本行为规则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使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体都能协调共处、自治有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社会稳定。控制性秩序，不可避免地存在高风险、高成本、低创造力、低效率，以及社会缺乏活力并难以持久等弊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要实现自治性稳定，往往要以控制性秩序为基础，或由它过渡而来，但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和境界是拓展社会空间，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机遇对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在改进和优化控制性秩序工作的同时，对建没自治性秩序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发展社团组织。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开展“社区社团千团大建”活动，全区登记备案社团组织2214家，形成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和参与社会管理三类社区社团。二是建设义工队伍。常态开展志愿服务“百千万”行动，社区邻里党支部组建“8+N”服务队，建立互助服务型特色党小组1200余个；广泛发动辖区专业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全区组建专业服务队300余支，开展爱心送餐、阳光驿站等服务（北濠桥社区义工联合会从6名80后组成的网络自发志愿行动小组，发展成拥有234名义工的自觉性公益组织，已累计开展助老、助残、助学等公益活动近2000场）。三是建立参与平台。构建以居民数据信息为基础、邻里为终端、移动互联为手段的全区社区信息平台，建设区级居民信息云数据处理中心和便民服务呼叫中心；开发运行志愿服务网站，实现了5万注册志愿者信息和服务档案的常态化管理。
各种社会组织和社团参与社会治理，使居民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人，拓展了居民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将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统一起来，自治性秩序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提高了居民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为建设自治自理社会提供了组织条件，提高了民主制度的效率和稳定性。
重重心下移，建基层民主和自治
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政府机构和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行政力量在社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后，虽然市场机制开始渗进社会领域，但是行政力量在社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格局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在此背景和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各种政冶经济资源向上集中，工作方式主要是行政手段。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各种要素应向基层汇集，为群众服务。基层的社会治理工作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自治。政府不仅要转变职能，而且要将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下移，将社会治理的政治经济资源向基层汇集。工作方式改变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基层放权，由过去政府依靠行政手段一杆子捅到底，改由基层民主和自治。南通市崇川区在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将工作重心下移，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和自治建设，主要措施与做法是以评议服务开展自治。一是组织评议有团队。社区成立由“两代表一委员”、邻里居民代表、业主委员会成员、社会组织和辖区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群众评议团，通过协商推选产生组织机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议民生实事、评干部作风、选先进典型。二是议事协商有规章。制订社区群众评议工作实施办法，把群众评议贯穿民生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依托群众评议团，通过入户走访、网络调查等途径，就老小区改造、小区物业管理、日托服务等居民关注的大事难事要事，向居民群众征集意见建议，实施过程和成效接受群众监督评议。按群众支持率决定项目实施，支持率低于50%的一般不予实施。三是评议结果有运用。强化群众评议结果运用，将其与社区干部、下沉执法人员、责任医生、社区律师等人员考核挂钩，作为项目实施绩效考核、评先评优、职务晋升、典型培树的重要依据。
重政府责任，建多方参与格局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南通市崇川区制定《关于加强社区邻里建设的意见》，把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下放到街道，依法依规地明确了区、街道两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与负责人，在社会治理中的岗位、责任及激励奖惩条件，使政府的“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制度化、程序化，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重要的“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但绝不是由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一切权力、一切事务、一切责任。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即政府要构建起多方参与格局，这种社会参与不仅是限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出人出物出钱参与社区建设，更重要的是让社会资本、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社会管理，鼓励民众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构建起由政府担负主要责任，同时由多元主体参与的类似于“股份制公司”或“股份合作企业”形式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崇川区深化社区邻里街坊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完善“一心三体多元”（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综治办三个主体，邻里、街坊、集体经济组织、业委会、社区社会组织、驻区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架构，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
重“属地管理”，建职能部门责任制
社会治理实行“属地管理”责任制，其合理性在于将一定区域一定空间的社会治理事务统筹起来进行扎口管理，统一考评，责任明确，避免“多龙治水”，互相扯皮与推诿。实践证明，这是当今城市社区管理中行之有效的一个好办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通市崇川区对社会治理“属地管理”责任制进行了“升级优化”：一是纠正了一些地方把“属地管理”绝对化和模式化，把一切责任和矛盾推给社区，使基层不堪重负的做法；明确了“属地管理”事务的范围，那些没有法律授权或是没有管辖权的事务，若不交社区，社区就不承担责任。二是相关服务事务交由社区的，须将相应的人财物资源随之配套，使“属地管理”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让基层“积极作为”，不“乱政”和“扰民”，让“不作为”无借囗。
在强化优化“属地管理”的同时，崇川区对相关职能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梳理和明确，制订了工作责任制，并要求这些部门将职能沉到基层，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到社区，在“属地管理”中有明确的事务与责任，实现了社会治理中的部门责任制与“属地管理”的对接与融合。
整合工商、卫生、药监等部门职能，组建区市场监管局，并在每个街道设立市场监管分局；试点组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明确街道办事处的属地城市管理主体地位，形成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机制，推行“一个执法主体、一支执法队伍、一套执法程序”工作模式。
重现代技术，建群众工作队伍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升，现代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作用，越来越凸现出其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髙度重视现代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先后投入1.3亿元构建“三位一体”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防控体系，建成城郊社区技防监控室45个，安装视频监控探头13000多个，实现区域全覆盖；建立了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综治办公室三级网络，实现了社会治理装备的现代化，大大降低了社会矛盾和公共突发事件机率，提升了处置的准确性、机动性和速度。
崇川区委认识到，无论技术装备程度有多先进，无论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有多少改善，都不能取代党的群众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现代科技装备是社会治理的“硬实力”，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硬实力”要靠“软实力”来操作，只有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结合起来，社会治理才能实现现代化。
做好群众工作要有好的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把服务群众作为首要任务，健全务实有效的群众工作长效机制。一是联系群众的长期化机制。健全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集中开展“邻里听音、四访四问”等活动，坚持定时、定点、定主题，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纳民意。推行党代表定期访民情、知民意制度，实现诉求代言、事务代办、惠民代理“三代”全覆盖（目前全区设立了123个党代表工作室，为群众无偿代办各类事项2.8万件）。二是服务群众的长效化机制。建立领导挂钩责任制，区四套班子挂钩环境综合整治等“八个一”项目；扎实开展机关党员干部“百千万连心行动”，实现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志愿服务、一线锻炼全覆盖。1175名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干部挂钩社区、服务群众；选派500名区级机关干部以全脱产、半脱产、阶段性脱产方式参加房屋征收、矛盾化解，解决或协调解决各类难题1100多件。三是动员群众的常态化机制。推行邻里评议式自理和街坊公约式自律，强化安置房建设未来业主监督制度、老小区改造群众监督制度，选聘150余名未来业主监督安置房项目建设，邀请300多名群众监督老小区整治。调动群众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大调解等工作的积极性，组建30多家调解社团，专兼职调解志愿者630名。
重实际效果，建科学考核标准与方法
科学的考核标准与方法，是引导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杆。现在社会治理工作考核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严重，检查评比太多太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往往都强调自己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制定了相关的考核考评指标，层层贯彻，层层加码，以“一票否决”的方式与基层干部的职务晋升、评选先进、奖金奖励等挂钩，不仅使基层干部苦不可言，而且导致了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崇川区委坚决清理各种形式主义，制订了科学考评标准与方法，提升社会治理工作实效。一是制定准入制度。严格社区工作准入，全区各部门进社区事项由110项压缩至50项；推行“四单一图”（基层党务、政务、事务、服务四项清单表和服务规范运行图）制度，清理社区牌匾，规范功能室设置，精简台帐1/3。二是强化责任考核。制定《深化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推进办法》等考核办法，把深化社区邻里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绩效评估考核纳入社会建设战线重点工作考核内容，明确绩效评估考核标准。严格责任落实，量化任务指标，确保取得实效。
【本文作者为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