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任用和考核等方面，具有相当完备的制度体系和长久的政治实践。凡是中国历史上稳定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都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的阶段；反之，一旦人才选任机制不畅，俊彦“匮乏”，必然国力衰弱，亡国在即了。
【关键词】举贤任才 选举制度 铨选程序 考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在官吏的选拔、任免、考课、监察、奖惩、回避、俸禄、退休等环节，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代中国的人事任免制度和干部管理制度也有历史镜鉴意义。其中，古代的人才铨选机制及其历史智慧，尤其值得总结。
举贤任才，立国之本
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传统中国，人治为主，对于贤才、干才的依赖性，超过制度健全的现代社会。鲁哀公向孔子咨询治国之方，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所有统治者都不希望看到人亡政息的局面，所以对人才的重视，几乎达到如饥似渴的程度。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正值强国富民、外拓匈奴的用人之际，他对有些地方“阖郡而不荐一人”大为不满，下诏让中央高官讨论，给不举荐人才者治罪（“不举者罪”），后来有司奏请：“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地方官员不举荐孝、廉人才，要么治罪，要么免职，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紧迫的人才政策了。唐太宗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北宋王安石当政，最重视财、法、吏三大法宝，而在这三要素中，吏居其首：“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举贤任才，立国之本”，“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
可以说，凡是中国历史上稳定繁荣、国力强盛的盛世，都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的阶段，例如汉武帝、唐太宗时期；反之，一旦人才选任机制不畅，俊彦“匮乏”，必然国力衰弱，亡国在即了。
“选贤”：选拔制度演变
中国历代都在探索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即军事民主制，互相推举部落联盟首领。进入文明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世袭制。为了打破世袭制，战国以来实行过军功爵制和客卿制，靠个人军功累积可以升到政治地位的顶端，秦朝和汉初甚至形成了军功贵族集团。
秦汉时期实行荐举制。这包括两种：一是征辟，自上而下，层层召用，皇帝征召高级官员，州郡辟除掾属佐吏；二是察举，自下而上，层层推举。
荐举制在魏晋南北朝演变为九品中正制，又称为“九品官人法”。其办法是，在各州郡设立专门鉴别人才的职官，叫作“中正”。根据被考察者的德行和才能，中正官将其品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这份人才名单由小中正上报给大中正，大中正再上报给司徒核定，交给吏部尚书选用。
从隋唐到晚清，主要实行科举制，即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制科就是特科，由皇帝临时制定名目，下令考选。而常科每年举行，常设的有明经和秀才两科，投考的也以这两科人数最多。
以上这些人才制度，都适应了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从世袭制到察举制，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每一次人才选拔制度的变化，都是因为前一种制度流弊丛生，已不符合选拔优秀人才的政治需要，而不得不作出的改进。
“任能”：铨选程序设计
通过了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只是意味着取得做官的身份，即“释褐”（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服），并不能马上做官（唐朝的很多名人都是进士出身，刚开始只是授予县主簿、县尉之类的小官）。然后还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授予官职，这就是铨选任用的过程。
古代的官吏任用，有严密的程序。例如在唐代，任用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大致要经过宰相议定（皇帝也参与）、皇帝批准、中书省草制、门下省封驳、皇帝册命等几道程序，此官员才迁赴新岗。朝廷为五品以上官员建立专门的人事档案，称为“具员”。而对五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量资裁定”。其分工是，吏部尚书掌六、七品之选，称“尚书铨”，吏部侍郎二人掌八、九品之选，其中以老资格的侍郎掌“中铨”（唐肃宗时改为“西铨”），新任的尚书侍郎掌“东铨”，合称“三铨”。三铨的结果也要上报中书门下，听候皇帝敕命。这些制度在后代得以定型延续。高级官员由人事部门提供人选名单，经过“会推”（“廷推”）而由皇帝“定夺”。中级官员由人事部门拟定，报请皇帝批准，称为“敕授”。低级官员由主管部门决定，然后人事部门备案，称为“咨授”。直到清代，中级以上官员赴任前，皇帝还要亲自接见，称为“按例引见”。整个铨选过程，层级有序，礼、吏、后各部各司其职，很难舞弊。一旦发现选人不实，会受到严厉惩罚。
“审官”：考课和奖惩措施
进入官僚队伍后，随之而来的另一大难题，是如何让官吏们勤政爱民，高效为政。若无得力的措施，他们轻则流于疲怠庸惰，重则堕入贪腐逆恶。在这方面，历代都制定有系统的考课和奖惩措施。考课，又称“考黜”“考绩”“考殿最”，统指对官员政绩进行定期考察，据其政绩实行赏罚、黜陟（陟即升，黜即降）。
周代有“大比”，战国以后地方官员都要“上计”，汉初有《功令》和《上计律》、并以“六条问事”考察官员，曹魏时有考课七十二条，晋有考课五条，北魏时有考课三等法，北周有考课六条。这些都是考核官员的措施。隋唐时考课制度更加程序化和法制化。唐代对官员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累计官吏政绩，作为其升降赏罚的依据，若连续考核为下下等级，就会被解除职务。宋代也十分重视官员考课。宋代考课的最大变化，是创造了磨勘制度。所谓“磨勘”，意为审核、推究，实际上是一种按任职年资考核官员的办法。其具体办法把官员的出身、年劳，以及在该职位任上的考绩、功过，转换成积分，定期升阶、转官。宋代磨勘叙迁的办法，虽然对朋党斗争、营私舞弊有所扼止，但因主要依赖年资，真正通过课绩而被黜陟的官员并不多，反而容易造成官场庸懒疲浮。明代的考课修改了宋代以年资的弊病，将其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满”指任职期满，满三年初考、满六年再考、满九年通考。三考综合评定，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级。考课等级不同，上朝时待遇也不同。所谓“考察”，类似于纠察和巡察，不论任期年限，对京官称“京察”，对外官称“外察”，四品以上官员向皇帝亲自报告政绩，五品以下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衙门正官主持。清代延续了明代的考满和考察之法，只是在考核的时间、权限和标准等方面略有改进。
古代选贤任能中的历史智慧
选任官吏注重以德为主，德才兼备。为了政权的稳固和长久，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德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唐太宗说，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朱元璋命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康熙帝曾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唐代以德行、才用、劳绩“三实”考绩官员，首先考察的是德行，其次才是才和劳，“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为了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历代都有所谓“官箴”，例如云梦秦墓出土的竹简就有《为吏之道》，提出为吏之“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日清廉毋谤，三日举事审当，四日喜为善行，五日恭敬多让。”通过这些道德信条，强化政治规矩，净化官场生态。
重视制度建设，严格执行程序。朝代新立，无不首先创制设轨，按例选官，以法治吏，从而形成稳定正常的官场秩序。例如，唐初贞观年间立下规矩，五品以上高官必须建立人事档案（“中书门下皆立簿书”），作为皇帝选任的依据。此制度在“安史之乱”后一度中断，但天下平定后，又得以恢复。唐宣宗甚至命令宰相编成《具员览》五卷，置于案头，随时翻阅。制度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往往带来极大的恶果。唐代后期，有些官员的任命不再经过宰相议定，而由宦官直接指令中书省宣制而行，称为“宣授”。这些宣授，最初显然也是皇帝的旨意，但制度一旦破坏，便难于刹车，后来宦官专权，不仅绕过宰相，干脆连皇帝也不奏闻了。
唐代铨选，“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在这个过程中，礼部、吏部及其主副官互相牵制，但决定权却不在此，还要上呈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侍中、最后皇帝裁定。再由中书省草拟制敕，由门下省封驳转尚书省，最后由吏、兵部按制敕发给告身。这些程序都是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相当严密。宋代的章惇曾经权倾一时，为人“穷凶稔恶”，被列入《奸臣传》。然而正史记载，他“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中只有第三个儿子章援做到校书郎，其他几个都按照入仕程序，按部就班地参加“东铨”，最高做到州县小官，不曾显达。这一方面如时人所赞，是“爱惜名器，坚守法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制度所限，违规会遭致物议和弹劾。
再如，历代铨选任免过程有严格的回避制度。汉武帝时，刺史、郡国守相、县令长不许使用本地人。东汉桓帝时颁行的《三互法》（姻亲、地方本籍、两地官员对调三种回避），是规定行政官员任职回避的第一个成文法规。唐宋科举考试中有“别头试”，即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长官为了回避，将自己的亲故送到吏部考试，称“别头场”。明清科举时乡试考官要避省籍，应试者要避亲。为官授职要实行亲属回避、本籍回避、职务回避等。
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出身、年资、地域等要素有时会成为人才脱颖而出的障碍，为政者和选拔者若慧眼识才，必须打破常规。唐太宗曾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他任用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推辞说自己是外戚身份，担心天下人说皇帝循私。太宗说，我为官择人，惟才是举，若没有才干即使是亲叔叔也不会起用；倘若真有才干，即使旧时仇家也不会弃用，比如魏征。汉武帝时人才选拔最为成功，“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金）日磾出于降虏”，文臣武将，济济一堂，史称“异人并出，后世莫及”。康熙用人，也不分满汉、南北、老少，“自古用将，何分南北，惟在得人耳”。当时，高士奇出身微贱，擢为翰林，供职南书房；施琅年迈力衰，收复台湾，传为佳话。
破格选拔人才与遵循制度之间，往往不无矛盾。一般来说，太平时节以德为重，平定乱世则以才为重，正如魏征所说：“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国家亟需用人之际，往往打破禁忌，所以曹操特别强调“唯才是举”，就是要“弃彼朽劳”，不循年资。明朝初年，急需人才，朱元璋说：“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所以大量破格超擢人才。他还下诏，从民间选拔25岁以上年青俊秀充任中书，与年长者参杂使用，让政事练达的老者对年轻官员实行传帮带。
古代选贤任能的消极方面
作为专制集权官僚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官吏选任制度必然存在负面内容和消极作用，这也是今天必须引以为戒的：
第一，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视全国官吏如家奴，官吏的责任是“牧民”，而皇帝的责任是“牧官”。皇帝好恶决定官吏的任免和升降，为“人尽其才”设置了先天障碍。其直接后果是皇亲国戚必然被优先任用，考课待遇也不一样，例如，西晋官吏大都任职六年才得以转迁，但刘姓宗室则明显优快于此，大约三年得以转迁。
第二，家庭出身对于官吏选任影响太大。从先秦到帝制崩溃，“荫子”制度从未中断，不仅儿子继承父亲的特权，孙子乃至曾孙都受其祖惠，唐代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又如，历代都有纳粟拜爵、捐赀拜官的制度，尤其国家财政危机时更是如此，这使得亏德乏能的富豪子弟轻易入仕。
第三，互相倾轧的官僚政治生态严重干扰人才的选任和考核。朋党之争是古代文官政治的一大弊端，官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无疑会延伸至官吏选任环节。唐代的“牛李党争”和宋代的“新旧党争”都是恶例。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徐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启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期。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