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悠久而漫长的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富强、政治昌明、文化自成一体的土壤和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经济发展原则，文明互鉴、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交往惯例，是中华文化提供给当今世界的珍贵宝藏。
【关键词】中华文化 文化发展 多元共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崛起与复兴，都是凭借着属于这个民族自身的思想与灵魂。在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华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政治制度思想、以义制利的经济发展准则和多元共生的文化交流理念，逐渐被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所充分认识和接纳。
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说过：“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独立。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13亿中华儿女励精图治，时至21世纪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并在政治、文化上逐步成为一个能够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强国。今天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皆离不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应成为世界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指针
环顾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少数资本集团控制政府，使政府成为资本牟利和掘取财富的工具，有的地方狂热的宗教势力以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排斥异己，甚至不惜杀戮征伐，导致当今世界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不断，人民流离失所。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出现“民主乱象”“人权乱象”“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问题，这皆是由于拥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少数资本集团主导的所谓“民主政治”走到了资本精英与普通民众无法协调的矛盾困境所致。
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自此成为中国千年历史上政权建设的基本宗旨。从秦皇汉武、唐宋元明，直至现代民族启蒙运动，“民惟邦本”的理念都深入人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新理念新举措，均以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第一要务。凡是以人民为本的政体，都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与尊重，都会带来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不以天下苍生为念，仅从少数人利益出发的政体，不论势力暂时如何强大，都不会持久，甚至会成为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一再证明的真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应成为世界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指针。
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标准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
世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之下，而不是人类被资本所异化。中华文化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传统，那就是鲜明的抑商主义思想，中国古代先贤并非不知道资本的好处，而是很早就看到了资本对于人类异化的负面影响。早在数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至明代，社会工商业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历史水平，但是对于商人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危害社稷的现象，也有不少人有清醒理性的认识，如清代哲学家王夫之就指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亟者也”，“贾人者，暴君污吏所函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不急之求”。②
正是由于资本对人类正常的伦理规范有着一定的破坏性，因此在中国主流的思想价值体系中，对于商业主义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抵制。除了在法律、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严格限制外，还大力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宣扬训诫，以至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等诗句成为普通百姓的共识。因此在过去，商人既没有足够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充足的舆论空间。抑制无止境的欲望，必须依靠人自身的道德制约，必须持之以恒，长期以文“化”天下。
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中引用了唐代将军尉迟敬德的一段轶事。在没有成为将军前，尉迟敬德曾以打铁为生，并成功经营了一个钱庄，即专业从事放贷生意的机构——“柜坊”。后来，尉迟敬德成为唐代明君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史学家只以其军功载于史册，而对于其经营“柜坊”之事却只字不提。仅以“金融”这个词汇为例，中国人在100多年前遇见这个词汇时，仅对其冠以“钱学”这个名词，只不过将其视为众多知识学问中的一种而已。而经营这个行业的钱商，也与陶瓷、木器等行业一样，没有任何稀奇之处。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里，视金钱如粪土、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以利兼顾、以义制利，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久经锻造的精神原型。因此，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中华传统文化是有效摆脱这一困境的良方和秘诀。
文明互鉴、多元共生的思想应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基本惯例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自始至终都是在维护自身的民族独立、安定团结，主张以德服人，以教化来“协和万邦”，而非对外扩张。《礼记·中庸》中曾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至理名言，《论语》中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广泛认可，并成为全人类崇尚友爱与和谐最有力、最坚实的理论依据。“近者悦，远者来”，早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与周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600多年前的郑和船队曾七次下西洋，践行的正是协和万邦、礼尚往来的国际交往准则；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认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并且他还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这是因为中国人从未想过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曾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③，李大钊亦以“一方为安息的，一方为战争的”来阐述中西方之差异。今天，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也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在当今世界的充分体现。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中的多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情势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是唯我独尊、党同伐异，还是文明互鉴、多元共生？事实证明，西方主导的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做法正在日渐失去人心，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抵制。而国际关系体系正朝着相互依存的状态演变，各国之间也日益倾向于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传统的热点问题。因此，文明互鉴、多元共生的思想应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基本惯例与常识。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抗，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而不是曲解，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固步自封，只有如此，才能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足以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正是这种开放、包容、吸纳一切的力量，才能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千年而不中断。但同时也要看到，在重塑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于中华文化自身而言也是一种吐故纳新，中华文化亦需时时丰富、完善。我们应该在集体规范的前提下，在基本人伦与道德准则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人类个体的创造力，尊重人类的多样个性。
（作者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注释】
①[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②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③李信主编：《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