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走渐进式住房保障发展道路。一些人认为内地城市难以借鉴香港保障房模式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内地城市不及香港经济发达，难以实行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实施保障房政策时，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及今天内地中等发达城市。即使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水平也远不及今天内地一线城市。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定是制约住房保障的“瓶颈”。真正的“瓶颈”在政府有无实行住房保障政策的勇气和决心，在政府是否采用渐进式住房保障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住房保障的品质。香港公屋始建之时，人均面积仅2.2平米，单套面积不到12平米，几乎没有商业及公益配套设施。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弱势群体住房问题的日益重视，公屋人均及单套面积逐步提高，交通和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但即使在今天，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也不过区区10平米左右。（香港房屋署）同时，香港公屋管理政策也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的。内地大都市政府对日趋严峻的中低收入人口居住问题尤其是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居住问题，既要拿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直面问题，更要量力而行，坚定不移地走渐进式住房保障道路，分层分类地妥善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不断完善保障房建设及管理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房的居住品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居住服务管理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BGL118）
注释
①如韩继东指出香港公屋政策有“市场”与“公益”相互矛盾、博弈的特征（韩继东：《香港公屋政策与财政运营——兼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借鉴意义》，《财政研究》，2010年第6期），李健正从“复杂社会政策品”的角度分析了香港住房保障与住房市场的关系，认为香港公屋政策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李健正：《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6期）。
②强制性公积金或公积金计划下的法定供款可于申报入息时获得扣除。
③若全部家庭成员均为年满60岁或以上的长者，其总资产净值限额为上表所示限额的两倍（即1人至10人及以上长者家庭的总资产净值限额分别为484000元、658000元、856000元、1000000元、1112000元、1202000元、1286000元、1348000元、1488000元和1602000元）。
④强制性公积金或公积金计划下的法定供款可于申报入息时获得扣除。
参考文献
叶国谦，2006，《香港公屋建设可持续发展模式》，《住宅产业》，2006年第9期。
吴开泽、谭建辉、邹伟良，2013，《香港公屋政策的反思和启示》，《科技和产业》，2013年第11期。
卫欣，2008，《北京外来农民工居住特征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20~122页。
香港房屋署，2016，《公屋租金政策》，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olicy-focus/policies-on-public-housing/B01/B01.pdf.
杨靖、郭菂、张嵩，2008，《香港公屋规划设计的分析与启发》，《规划师》，2008年第4期。
邹颖、卞洪滨，1999，《近年来香港公屋的演变和发展》，《世界建筑》，1999年第4期。
李小莹、刘伊生，2011，《香港公屋建设监管的研究与启示》，《建筑经济》，2011年第5期。
LEE J, NGAI-MING Y. Public housing and family life in East Asia,2006,Housing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1953-1990,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李婧、林琳，2007，《香港公房启示录:多渠道审查分配公无偏差》，http://news.sohu.com/20070829/n251839651_2.shtml。
王尧，2016，《香港：关于安居的大实话》，http://toutiao.com/a6291308611725558018。
美仪，1999，《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
刘祖云、吴开泽，2012，《香港公屋管理出现的问题及对内地的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黄策勋、陈国豪，2012，《香港公屋与新市镇建设联动效应研究与启示》，《理论界》，2012年第9期。
香港房屋署，2016，《租住公共房屋编配标准》，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olicy-focus/policies-on-public-housing/A05/A05.pdf。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