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诬告损害了党员干部的个人威信，挫伤了干部进取作为的主动热情，侵蚀了党组织的个体活力和动力之源；干扰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生活，延误了干部选拔的组织进程和组织安排；影响了干部之间的诚信和谐，损害了党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合作，蚕食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刺激了领导干部之间的猜疑之风，加深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最终会破坏党风政风和政治生态。
【关键词】诬告 负效应 政治生态 干事动力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民心所向，这种来之不易的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得之于中央的坚定决心，得之于人民的积极参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巩固。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混杂于广大民众的揭发检举之中，时常会出现各种类型的诬告陷害，给正趋转好的政治生态带来不小的冲击，正可谓高压反腐下的“诬告负效应”。
此种“诬告负效应”不容忽视，在全国各地存在一定的“普遍多发症”。各种诬告产生的社会背景复杂多样，诬告者的私心动机也“不可告人”。但躲在阴影中的诬告者，无论是出于利益纠缠、挟私报复、恩怨情仇，还是排斥异己、争权夺位，都是严重违背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对正常的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增加纪检监督成本，误导纪检办案方向
有诬告，才有“诬告负效应”，但检举揭发材料之真假，却需要纪检监察机关的仔细调查取证。诬告的第一步，是检举材料的上报，即检举人把各种“罗织”的“构陷”材料，递送到上级纪检机关或司法机关。纪检机关接到群众的举报材料，在没有严格的审查取证之前，当然不知道举报情节的真假，但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要做到举报线索“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按照纪检监察的组织程序规定，举报线索一定要分类处理或立案审查。
随着审查程序严格有序展开，按照新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接到对干部一般性问题的反映，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谈话提醒、约谈函询。同时，约谈被反映人，可以与其所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同进行。其中，审查后发现“有问题”的被举报人，继续下一步的组织审查程序，而“问题可疑”可能被诬告的干部，还得经过反复多次的调查取证、辨析论证，才能最后证明举报材料的真假，最终按组织程序集体决议后，给予被诬告者以清白证明。
以上组织程序的完成，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期间不但可能“走漏风声”，造成其单位内部不小的“震动”，而且造成本已十分紧张的纪检机关人力、物力的浪费，无形中增加了纪检监督的各种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受到诬告的干扰和拖延，也会误导纪检审查的办案方向，失去了宝贵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能放走或延误审查“真正的贪腐分子”。前一段时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的剧情中，不法商人与腐败官员，就是极力想通过诬告反贪局长侯亮平，迫使反贪机关改变侦查方向和拖延办案进程。在干扰纪检监察的侦办视线和方向之后，现实生活中的“诬告负效应”还会进一步发酵放大。
干扰正常组织生活，影响单位内部团结
从举报材料向上级机关的报送立案，到上级机关到被举报机关的谈话函询，再到审查材料的取证辨析，以及上级纪检机构最终的“辨伪证白”，严谨仔细地为被诬告干部“正名”，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而这期间，“诬告负效应”都可能进一步发酵蔓延。
首先受影响的是被诬告者所在的党组织。作为主体责任的党委和作为监督责任的纪委，就必须协助上级纪委的调查取证，正常的组织生活就会受到干扰和冲击。如果诬告事件发生在换届选举或选拔干部的“敏感时期”，本级党委就会更加“慎之又慎”，调查取证就会更加“费时周折”。如果被诬告者是本党组织和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此种情况更为普遍，因为有权者更易腐败，更容易遭受诬告） ，调查取证过程可能又会涉及“本人回避”等更为复杂的“敏感程序”。如果在调查过程中出现“跑风漏气”（此种情况也常常发生，不排除领导之间的恶意陷害），在本单位的同事中则会出现传闻：哪个领导被举报？为什么被举报？因为什么问题被举报？又是谁举报的？举报问题还涉及单位中哪些人？等等。
同时，裹挟在“传闻”之中的被诬告者，也会同样在“心里反复琢磨”：是谁在举报我呢？是领导还是一般同事？我在哪些方面“得罪”或“对不起”了举报人？等等。受到此种举报事件的刺激，如果此单位组织原先比较团结，可能受此事件影响，同事之间相互“猜疑提防”，留下组织内部不团结的“种子”；如果此单位原本就不太团结，存在一些“团团伙伙”的“派系倾向”，此种举报事件，更会加重既有“派系”之间的隔阂对立。即使这一诬告事件，能够及时有效地得以查明澄清，破坏团结的“影响因子”还会长期存在。反之，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查实辨白，影响团结的恶果还会更加严重。
影响干部个人威信，减损干部工作动力
受诬告事件影响的“终极受害者”，还是被诬告者本人，特别是在换届选举和选拔干部的“敏感时期”，这也是诬告者“瞅准”的“关键时期”。尤其在领导岗位的竞争者之间，可能不乏“觊觎官位”而又“心灵阴暗”的“告密小人”，此时诬告事件特别具有“杀伤力”。
一是影响被诬告者的职业发展。在选拔干部的征求意见和任前公示时期，一旦发现有候选干部被“举报”，上级组织就会特别“重视”。无论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负责，出于连带责任的问责压力，还是对“举报情节”的真假难辨，顾虑万一“有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等，上级领导肯定会“慎之又慎”，可能还会把“有问题”的候选干部“放一放”，等以后查明问题再来“考虑”。但对候选干部来说，可能“晋升机会”难得，“一步”提拔错过，以后提拔就会“步步错过”。如果被诬告的领导干部，诬告不能得到澄清，甚至被进一步“冤枉坐实”，则可能“丢掉”官位，遭到纪律和法律的“冤屈惩罚”。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反贪局长侯亮平，就在不法奸商和腐败官员的联手诬告之下，被迫停职检查，不但中断了反腐侦查的审问进程，局长本人差点“被冤”而去职坐牢。
二是影响了干部的个人威信和同事关系。举报事件的“调查取证”期间，被举报干部会承受十分巨大的心理压力，个人的品行人格和道德操守会受到同事的“质疑”。当然，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但人言可畏，“三人成虎”。诬告事件还是会造成同事之间关系的“敏感紧张”。即使经过曲折“辨伪”过程，诬告被证实，干部清名得以澄清，但还有可能被单位中的“反对派”或“关系不好者”加以质疑，甚至以“官官相护”、“有问题不查”加以猜度解释。另外，被诬告的干部，即使再有多大“胸怀”，但常常会被“谁在整我”这一问题所长期困扰，影响以后工作中与同事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三是使领导干部担当负责的动力受到减损。被诬告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往往是单位中的开拓者和改革者，在领导工作和分配利益中难免冲击或损害一些下属的利益。受到此类诬告事件的影响，领导干部可能会调整“干事”的内容和方式，甚至减少或尽量不干可能“得罪人”的事情，从此成为“谨慎胆怯”的“不作为”干部，“懒政”、“怠政”由此产生。领导干部改革创新的激励不足，担当负责的动力减损，不但伤害了本单位的事业发展，也进而影响奋发作为的政治生态的构建。
损害党纪国法威严，污染政治生态
以“反腐败之名”，行“诬告陷害之实”的种种阴暗行为，从政治高度来说，严重损害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
中国共产党作为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型政党，党内法规和组织纪律是党的组织凝聚力和执政能力的体现和保障。党的党章、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等，对党的纪律和党员行为都有严格规定，明确严禁“诬告陷害他人”。罗织虚假材料，伪造证据事实，有意陷害其他同志的党员干部，都是对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严重践踏，任其蔓延以致“诬告成风”，更会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和组织团结。如果明知“材料虚假”，还恶意举报上告到国家检察机关，扰乱正常的司法程序，浪费紧张的司法侦查资源，则是违背宪法和刑法的犯罪行为，给依法治国进程带来严重破坏。
一个单位和地方的良好政治生态，需要每一个党员干部的精心维护和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在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干部之间的诚信关系也更需要在互动关系中细心养成。但诬告陷害刺激和催生的猜疑之风、提防心理和畏手畏脚的“不作为”风气，都会严重侵蚀一个单位或地方的政治生态。更会在一些单位和地方形成政治生态的恶性循环：干部之间越是相互构陷和诬告，就越会加剧相互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促发人人为敌的紧张氛围，政治生态就会日益恶化；政治生态持续恶化的地方，干部之间的猜疑和排斥更加严重，更会刺激进一步的“诬告成风”，干部之间的隔阂和裂痕更会加深，政治生态随之更加恶化。
如果在换届选举或选拔干部期间，一个依靠诬告陷害排斥异己，还能非法“上位”的领导干部获得成功，更会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而受到打击的被诬告者，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起新一轮的“以牙还牙”的“诬告循环”。当年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就深受“诬告之害”，原南京市长季建业与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之间，作为主要领导“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两人均使用过诬告手段“构陷”对方，给南京市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良好的政治生态“构建之难”、“破坏之易”，也从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的演变转化中得到明证。
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侵蚀执政合法性基础
腐败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党章和党内法规赋予每一位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正是广大群众和党员的检举举报，构成了人民反腐的强大合力，助推了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和稳固。
但在上下齐心、正风反腐的“正能量”构建中，各地时有发生的“诬告之风”，侵蚀着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时时散发着“诬告负效应”的“恶臭”。这种违背党纪国法的诬告陷害，突破了党纪红线和法律底线，挫伤了干部进取作为的主动热情，侵蚀了党组织的个体活力和动力之源；干扰了正常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生活，延误了干部选拔的组织进程和组织安排；影响了干部之间的诚信和谐，蚕食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刺激了领导干部之间的猜疑之风，污染了党风政风和政治生态。如果任其蔓延泛滥，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减损的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侵蚀的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保障人民检举权利，从严查处诬告行为，是构建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一体两面。违反党纪法规者，应该给予党内纪律处分；违反国家法律者，应该给予应有法律惩罚。但同时，为了不挫伤人民群众的反腐参与热情，应在甄别举报材料和证据真假的过程中，严格区分诬告与错告、举报失实的界限。
反腐败之战，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持久之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鼓励人民参与反腐，形成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制度合力。同时，要严肃党纪国法，查处证据确凿的检举举报，惩处恶意的“诬告陷害”，形成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良性互动，构建积极有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理论室主任、博导）
【参考文献】
①桑林峰：《诬告之风当严刹》，《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1日。
责编/温祖俊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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