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巡狩贯穿于夏商周早期国家的始终，是中原早期王权形成的重要媒介。在先秦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巡狩在维系王权、推行教化、促进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商周之际，巡狩制度发展得更加完备，逐渐褪去其武力的一面而日益表现出社会管理的“重民”特征。
【关键字】巡狩制度 早期国家 行政视察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古来帝王莫不巡狩。”见诸史籍与文人笔下的封建帝王声势浩大的巡狩，主要指君主离开京师巡视地方的活动。无论是秦皇汉武封禅泰山的浩大声势，还是乾隆几下江南的风流逸闻，都让人对“巡狩”产生了无限的遐想。若探其源头，巡狩可追溯至中国上古时期族邦首领巡视本族领地的行为。由于先秦时期万邦林立、多族并存，先秦典制也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巡狩正是这样一种对秦汉以后产生深远影响，又在先秦独特的社会环境下，起到维系王权、推行教化、促进交流等重要作用的政治举措。
巡狩是早期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曾对传说为五帝时期的巡狩作了一番描述。其中，对于黄帝的巡狩，太史公写道：“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逐鹿之阿。”亘古渺茫，史公之言多是取材于战国故事，不能全部采信。不过这至少说明，巡狩行为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从字源与文献记载上看，巡狩是部族社会首领在部族内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早期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狩”，甲骨文、金文中写作“獸”，含义皆与狩猎活动有关。氏族首领巡视狩猎和采集区域、划定本族区域边界、督促并参与经济生产等行为，已经表现出巡狩制度的萌芽。随着社会逐渐复杂化，首领所需要处理的事务日益繁复，他们兢兢业业的“公仆”形象也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中。《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巡狩“四岳”，他统一度量衡、修订礼仪、祭祀山川百神，虽带有夸张色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落联盟首领通过巡狩来考校所属部族典制与民情风俗的努力。由于生存资源有限，氏族、部落甚至部落联盟之间往往会出现对资源的争夺，以致爆发武力冲突，因此，部族首领也常借助巡狩来进行军事征伐活动。《五帝本纪》中就记载黄帝在巡狩过程中，征服了不服从的部族，并在釜山（注：今河北徐水境内）大会诸侯，建立都邑。可见，巡狩与战争促进了首领权力的集中，促进了中原早期王权的形成。
先秦巡狩制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对内的社会管理及对外的战争冲突中，从而决定了巡狩制度内涵的两个基本方向。
一方面是贯彻社会管理的国家职能。早期君主作为“公仆”，借助巡狩巡视王畿内外地方治绩、劝导农业和观览民情。战国时代的孟子曾这样描述夏代君王巡狩：“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①在巡狩中，夏王处理联盟事务，其政教风貌、一言一行，都成为诸邦族效仿的榜样。巡狩考核的结果则是早期君主奖惩的依据，所以《孟子·告子》中这样记载夏王巡狩地方邦族：“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奖赏），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贪官）在位，则有让（责罚）。”
另一方面则是君主在“天子—诸侯”的国家体制下巡狩四方，炫耀武力，成为监督各族邦职事与贡赋、维系天子与诸侯臣属关系的重要举措。以《尚书·禹贡》和《遂公盨》所见，夏代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大禹治水为核心的一系列巡狩行为息息相关。通过巡狩四方，禹疏通水道，勘定九州，以地域划分部族，明确各部族的权责关系，结合距离远近，建立以贡纳为主要表征的族邦服属机制。禹同时以武力为后盾，对叛服不定的族邦予以征伐，进而确立其权威。
巡狩是商王巩固王权、监督方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其重视民生的表现
由于商周早期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先秦时期巡狩制度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商原是夏代联盟的成员，夏代末期，商汤以巡狩为媒介联络、团结地方部族，积攒灭夏力量。如《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本味》等文献记载，成汤在向东方巡狩时娶有莘氏之女，有莘氏则派遣伊尹作为媵臣与商汤结盟。商汤灭夏，依靠的是方国联盟的力量，而王权更替之后，如何处理与方国之间的关系则成为商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巡狩是商王建立以王权为核心、以内外服制为主要管理手段的国家政权体制之必要举措。对于不服的方国，商王往往亲自制订征伐方略、征调军事力量，帅军征伐，其目的不仅是要方国服从、交纳贡赋，更主要的是将其纳入以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末对夷方的征伐。夷方是主要活动于山东境内淄、潍之间的方国，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在商代晚期才受到商文化的浸润，由于其不服从商王，引来了帝乙、帝辛的大规模征伐。②对于服从的方国，其首领往往被商王命为侯或伯，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巡狩也是商王监督方国的重要手段。以甲骨卜辞所见，商王经常到方国中田猎，除了获取生活所需的猎物之外，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君行师从”，商王远途田猎，师旅亦随之而动。商王巡狩，参与者除王室重臣外，还召集侯伯参与。商王召集他们参与，一方面可以加强方国军队与商人师旅的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则带有炫耀武力、威慑异族、监督方国首领的目的。
巡狩还是商王重视王畿内外民生的表现。卜辞中有商王“省田”的记载，即巡视王室的农业生产。比较突出的事件是商王前往“囧”“南囧”等地种“黍”。商代统治者对黍极为重视，商王在“囧”等地种黍、收黍，乃是为了祭祀祖先。作为权力很大的专制君主，商王已经脱离生产劳动，也不会直接监督农业生产。商王巡视农田，表现了其对地方治绩中督管农事职责的重视。
在夏商两代制度的基础上，周代巡狩制度发展得更加完备
殷周鼎革后，周王成为天下共主。在夏商两代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周代推行宗法分封制，在地方上建立起以亲戚故旧为核心的封建诸侯体系，极大地稳定了周王对地方的统治，周人的制度文化也逐步融入到各个族群中。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巡狩虽有夏商早期国家征伐的一些特征，但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周王巡狩的范围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周人的控制与影响范围大大超过夏商二代。周代诸王巡狩，最为著名的是穆王西巡。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从成周洛阳出发，经漳水，过河宗之邦等地，西至于昆仑之丘，历经艰辛到达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的故事。这个故事经战国人的渲染，已非穆王巡狩原貌，但至少说明周王巡狩地域的广阔。
周王建立了层级化的巡狩网络。由内至外，可以将周王的巡狩地区划分为四个层级。首先，成周洛阳及幾内王邑。东都洛阳由周公、召公所营建，其地处天下之中，是周王朝经营东方和南方的重要基地。周王巡行至此，处理祭祀、封赏、册命及觐见等大事。西周金文中多有“王在成周”之语，说的就是周王在成周处理政事。在王畿内的其他王邑，如郑、丰、毕等地，周王多建有离宫别馆，作为其巡行的驻跸之地。西周中期的《裘卫盉》“王爯旂于丰”，就是说周王巡狩至丰，在此停顿处理政事。
其次，畿内大夫官所与采邑。周王巡视中央官员，赴其官所直接处理政务，体现了周王监督中央权力运行，加强与官员联系的意图。据《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等铭文中“王在周师彔宫”的记载，周王所巡视者多为执掌军事大权的师类职官，显示出周王对他们的重视。除了师类职官，周王还偶尔去其他官员处巡狩。如《效卣》载“王观于尝公东宫”，就是周王到尝公的东宫进行宴飨。
再次，畿外师卫之所。周王在地方设立“师”，即屯兵的都邑，作为其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③以金文所见，周王巡行所至之“师”有：《利簋》“王在管师”、《小臣单觯》“在成师”、《穆公簋盖》“乃自商师”等。在地方设立师卫之所，是周人“以点控面”的重要政治手段，周王巡行至此，必然会加强对相应区域的控制。
最后，重要诸侯国。周人封建诸侯，多采用周人、殷遗民、土著民族三结合的方式，诸侯不仅肩负保卫王室、监管异族的军事职责，还是周人深入边域的制度据点和文化据点。据西周中期的《义盉》记载，周王在鲁国召集诸侯、邦君举行大射礼。周王亲至诸侯都邑，进行礼仪演习，这不仅可以团结周边少数民族，还可以加强诸侯内部的凝聚力，是推进制度文化一统的重要手段。
随着周王巡狩逐渐制度化，也产生了一些礼仪性的规定。战国学者糅合西周史事和施政理想，为巡狩建立了一整套理想化的制度，西周时巡狩虽不如其完备，但也出现了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周王在出巡之前，往往派官员作为先导，核查巡行路线，确保路线安全，设立周王的行宫或行帐。若巡狩诸侯，则诸侯要有一系列迎接工作。周定王大夫单襄公，曾引用周代《秩官》提及了迎接周王巡狩的一系列职官，包括关尹、行理、候人、卿、门尹、宗祝、司里、司徒、司空、司寇、虞人、甸人、火师、水师、膳宰、廪人、工人，而诸侯国君要亲自监督执行，可以说是举国动员。④
周王巡狩以处理地方邦族的祭祀、封赏、册命、觐见、习礼等政务性活动为主，重点在督导农事等地方民生方面的治绩。《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依周制巡狩时说：“予之东巡，必躬载耒，每县必耕，以劝东作。”其“南巡”“西巡”“北巡”亦然，王莽模仿周制巡狩地方，治绩首重农事，当是古制精义的孑遗。遇有凶荒，周王还要巡狩以赈济灾民。《逸周书·籴匡》载：“大荒……君亲巡方，卿参告籴。”可见，周代巡狩考核地方治绩，首重农事，有体恤民情之意。
此外，遣使巡行是君主巡狩的必要补充。周王除亲自巡狩外，还要定期或者在遇到偶发事件时，常派遣官吏巡视地方。遣使巡行虽早在商代时就已出现，如《戍甬鼎》中就记载商王派宜子巡视西方，但是，西周时遣使巡行则更为多见。如《盂爵》中记载周王命盂问候登伯，《霸伯盂》中记载周王派伯考“蔑尚历”，皆与考核奖励地方贵族相关。
巡狩贯穿于夏商周早期国家的始终，是三代复合式国家结构下政治生活的常态。随着周代封建国家体制的发展，巡狩逐步褪去其武力的一面而日益凸显其重视国家管理职能的特征。
由巡狩制度演变而来的巡行地方制度，在秦汉以降成为一种行政视察制度
巡狩与王权紧密相连，是早期君主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形式，其兴衰也与王权息息相关。周平王东迁后，王权衰弱，巡狩不行，真正意义上的巡狩仅有《左传》鲁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一例。周秦之际，随着封建制的瓦解，“天子—诸侯”的复合式国家结构不复存在，君主集权一元体制下的郡县制逐步确立，分土治民的周代贵族被行政官僚所取代，以“上计”为代表的监察制度也日渐严密，早期君主流动办公、直接监督地方诸侯治绩与观览民生的巡狩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土壤。由巡狩演变而来的秦汉以降巡行地方的制度，在制度内涵上也与三代有别，主要成为了一种行政视察制度。
在思想界，以《尚书·尧典》《周礼》《礼记·王制》为代表，战国秦汉士人结合三代史实，糅合自身政治理想，设计了一整套理想化、系统化的巡狩制度，赋予了巡狩新的内涵。在他们笔下，王者以五年或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对四方诸侯的行为进行考校。他们柴祭天帝、望祀山川、观问民风好恶、考正律历与礼乐制度等，⑤显示出战国思想界对政治、文化一统的理想蓝图。
（作者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等级臣僚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2CZS011）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清]焦循撰、沈文倬校：《孟子正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徐元诰著，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⑤赵世超：《巡守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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