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美国与拉美是环太平洋重要的三角关系。从中美拉三边互动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提高尚不具备挑战美国在拉政治利益的实力。在不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提下，中美拉具有实现三角关系动态平衡的重要根基，究其原因是中美在国际事务治理中，更多的是合作共赢，而不是对抗得利。然而，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元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尤其是中国对拉美合作层次、合作质量的显著上升，使得美国对中国存在更多的芥蒂。构建中美拉三边动态平衡关系，应当在尊重各方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中国、美国与拉美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妥善处理中美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潜在的威胁因素。
【关键词】中美拉三边关系 动态平衡 对话与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8
【作者简介】范和生，安徽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行政管理新论》等。
2016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达2166亿美元，远低于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甚至低于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总额。虽然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提高了16倍，但是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美国。即使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即使美国与南美洲大多数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关系一直停滞不前，美国仍然是中国在与拉美国家进行政治互动、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必须慎重处理的第三方关系。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多数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拉美不少国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诸多疑虑，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缓拉美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加拉美国家发展的环境成本。中国是拉美石油、铁矿石、铜矿等能矿产品和大豆、食糖等大宗商品的最大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转型，必然会减少能矿产品和大宗商品的需求，并推高拉美出口产品汇率，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中国在拉美的重大合作工程项目所造成的能源与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必然会引起拉美相关国家的警惕。而拉美政坛的急剧“右”转，使得中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利益潜藏着难以预估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重返拉美“后院”的步伐正在加快，拉美右翼亲美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也给中拉关系带来诸多不稳定性因素。可见，中拉关系深受中拉合作难以调和的矛盾及美国重返拉美战略的影响。正确理解中国、美国与拉美的关系走向，有利于理清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重点，减少美国对中国干扰其全球战略的忧虑。
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历史进程与特征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太平洋的阻隔，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正式外交关系伊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古建交。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关系中很少掺杂拉美因素，美国的对中外交政策也很少涉及中拉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拉美国家迎来了建交高潮。步入21世纪后，中拉高层的频繁互动和经贸合作规模的拓展，使得中国、美国与拉美的三边关系逐步形塑。中拉关系的内容也从“单一的经贸合作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①。将拉美视为“后院”的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充满疑虑。因此，客观分析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发展进程与特征，无疑是把握中美拉关系走向的重要前提。
隔离阶段：冷战初期～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国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力量角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受美国制约的拉美国家基本处于隔离状态。受美苏关系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未与任何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另一方面，早期与台湾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以拉丁美洲居多，直到2016年拉美地区仍有12个国家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与美国、拉美之间的三边关系尚未形成，中美关系受中拉关系的影响极其微小。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的战略布局一直未松懈，试图主导整个美洲地区的国际形势，稳定拉美作为其“后院”的政治地位。而摆脱殖民统治的拉美国家迫切希望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的平等地位。从古巴、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历任国家领导者一直致力于打造“拉美共同体”的努力中，可以窥见一斑。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拉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发展境地，即使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拉之间的友谊仍可以通过民间交往得以巩固，尤其是毛泽东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论断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拉美国家的热烈响应。中国与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对于国际形势的研判高度一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逐步形成相互支持的格局，客观上为中拉关系的破冰之旅奠定了坚实基础。
破冰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国加入WTO。1960年9月28日，中国与拉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建交，开启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国家也迎来了建交高潮。“冷战”结束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得以稳步推进，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进一步接触。中拉无论是政治关系（建交国家的增多）、经贸往来（双方贸易规模的增长）还是文化交流，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民间外交，有效增强了中拉双方的理解，为中国在拉美的形象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中拉之间的贸易规模达到了125.95亿美元，比1990年的22.9亿美元增加了将近6倍②。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后在与来华访问的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和阿根廷总统阿方辛会谈时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对中拉在国家事务治理中的合作提出了期盼。2001年江泽民对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古巴、委内瑞拉和巴西等拉美6国进行访问，开启了中拉高层互动的新篇章。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步入新的提档增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与美国在保留意识形态差异的基础上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使得中拉关系处于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③。中拉关系由无到有、由小变大，总体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美关系仍是中美拉三边关系的核心，在不平衡的关系结构中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但是美国已开始对中拉关系的持续发展有所察觉，尤其是中国入世后在包括拉美在内的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场竞争的摩擦，也促使美国开始有意识地防范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提高。
加速阶段：中国加入WTO至今。中国自加入WTO后，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国际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美拉三边关系的互动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从政治领域来看，中国与33个拉美国家中的2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近30个拉美国家的90多个政党保持着密切往来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后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与秘鲁等6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⑤，并将中拉政治磋商进一步制度化，不仅成立了中拉合作论坛、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等双边对话平台，还积极在构建多边合作机制领域找准位置，先后建立起“与里约集团、南共体、安第斯集团的多边对话机制及与主要国家外长级的磋商机制”⑥。这种以拉美大国为战略突破点，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战略支撑点的外交策略，折射出中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从经贸领域来看，加入WTO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的2%上升到了2016年的33.2%（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⑦。2016年中国与拉美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规模达到2166亿美元，是2000年的16倍，超过欧盟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向拉美提供美元贷款最多的国家。然而，相比美国与拉美的贸易总额，中拉之间的贸易规模对美国在拉美的外贸地位冲击有限。此外，中拉在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领域也处于频繁互动的阶段。无论是双方人员往来、孔子学院建设、文化交流活动，都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稳定进步。由此，中拉关系的发展促使美国考虑中美关系中的拉美因素，中美关系也成为中国在处理中拉关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事实上，中拉贸易关系的发展并未对美国在拉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实质性威胁⑧。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进行类型化分析而作出的判断。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美拉关系是传统联系，中拉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关系。其中，中美关系仍处于三边关系的主导地位，是三边关系互动的核心要素。从美拉关系来看，拉美国家正在摆脱对美国的“完全依附”，地缘政治格局的相对封闭意识正在打破，“‘太平洋意识’正从战略上消蚀着拉美国家的对美依附特征”⑨。带有霸权逻辑的美国“后院”思维在削减拉美国家的美国认同，而美国对中国与拉美大国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充满了疑虑。李洋在解读美国学者伊万·艾里斯（R. Evan Ellis）的著作《中国在拉丁美洲：其然及其所以然》里透视了美国的忧虑，“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已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新认知……中国不仅通过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军事合作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绝对军事主导权，还接连取得外交突破”⑩。可见，中美拉三边关系互动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突出表现为中美关系、中拉关系、美拉关系三者之间动态的竞合关系。然而，拉美国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选择美、中、俄以及欧盟任何一方或者多方进行密切合作，在拉美很难形成绝对对垒的阵营。因此，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不会左右拉美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权。
中国与美国在拉的利益博弈与平衡
拉美是中国构建全球多边外交和参与南南合作的战略要地。中国致力于与拉美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夯实双方的政治互信。而美国和拉美国家一直保持着传统而密切的双边外交关系。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拉美对于美国国家本土安全的重要意义，地理位置的一衣带水、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人文交流的密切往来以及大量移民的血缘关联，都表明拉美是美国外交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回防拉美大后方，强化美国本土安全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保障。特别是中、俄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使拉美成为中国与美国外交关系中必须慎重考虑的外在因素。
中国的全球外交战略与美国的本土安全意识。构建独立自主的全球外交关系是中国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战略选择。中国自古重视与周边国家建立和平的外交关系，致力于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存在的争端和摩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全球外交战略应运而生。从地缘政治格局来看，国土之周边安全是实施全球外交战略之基石。中国在全球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外交格局的首要考虑是稳定和经营周边外交，这与美国不断强化在拉美的存在是相通的。美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历代中国领导人都重视同美国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中美在亚太和拉美有着各自的利益考虑，但是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来看，双方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非传统的大国分歧。正如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那样，“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是中国“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最直接的表述⑪。拉美作为美国本土安全的重要着力点，美国当局从没松懈对中国在拉外交战略的警惕，特别是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存在高度的防备。王晓梅总结出美国不同利益主体对中拉关系的认知趋向：美国国会担心“门罗主义”受到冲击；美国军方夸大中拉合作的挑战；美国保守人士在媒体上渲染中拉合作的威胁，美国学界则是理性看待中拉合作的影响。⑫而美国部分保守主义分子甚至歪解中国在拉美“深耕细耘”的意图，认为中国视拉美为“原材料来源地、制成品市场、力量投送平台”⑬。美国的本土安全意识与其全球强权战略相辅相成，互为两面。纵然美国各方对中国在拉美的外交战略表现出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国对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上升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美国既与中国在全球化和国家事务治理中共同合作，又利用各种方式牵制中国在拉的力量崛起。
中美关系的“拉美因素”与美中关系的“台湾因素”。需要澄清的是，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拉外交战略的实施有着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量。拉美33个国家和地区中2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仍有12个拉美国家是台湾所谓的“邦交国”。通过与拉美国家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强化政治互信，挤压台湾的拉美“外交空间”是中国出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作出的慎重选择。事实上，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始终尊重拉美国家的选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国在困难时期选择与拉美国家共患难，在改革开放创造人类发展奇迹的条件下仍不忘与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与共同进步，这是中国获取国际社会认可与支持的重要法宝。中国大陆在拉美的深耕细作导致部分拉美国家选择与台湾“断交”，并不是大陆刻意的“诱导”和“奖励”⑭。而借助“台独势力”增加自己在中美拉三角关系博弈中胜算的把握，是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惯用伎俩。美国表面担心中国在拉美建立霸权，进而支持拉美的反美国家，威胁其本土安全，实质则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遏制中国在拉力量。中国与美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本身就包含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要素。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作为全球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模棱两可，突破中国坚持的政治底线，必然会对中美“斗而不破”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基础产生强烈冲击⑮。总体而言，中美关系的“拉美因素”与美中关系的“台湾因素”是制约中国、美国与拉美三边关系有序互动和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将三边关系稳定在合理的框架内，以至于不威胁三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并保持相对的弹性状态，是确保三边关系动态稳定的必然选择。
中拉经贸合作的坎坷与美国对拉的“善意忽略”。虽然中美两国在拉美的外交耕耘都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根本目标，但是二者的拉美外交战略目标各有侧重点。美国与拉美地理位置相邻，双方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性异常凸显。中国与拉美则“不存在领土纠纷、历史纠葛和地缘政治冲突”⑯，建立政治互信更多的是出于全球化经济合作的大势所趋以及中拉之间经济结构的互补优势。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地位远不及美国之于拉美地区的重要性。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5.96%，而在美国的占有份额接近14%。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出口贸易中的中国占比也远低于美国，甚至在2016年上半年中国与拉美地区贸易额出现大幅下滑。同时，中国与美国在拉美的经贸合作也呈现出区域差异化特征。正如西班牙《起义报》2014年12月1日发表的《新的亚太自贸区和中国的银行》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拉美贸易版图中，一边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加勒比地区，另一边是与中国联系更密切的南美洲。”⑰美国与拉美双边贸易的增长区域在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加勒比地区，2014年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拉美贸易伙伴，美墨双方的贸易额占美拉贸易总额的63.3%。因此，尽管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与资本输出在不断增长，但仍不足以动摇美国在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当前，中美两国在拉美的直接经济竞争并不突出，但是仍存在难以规避的贸易摩擦和矛盾。中国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大宗商品，尤其在石油、新能源和农产品等方面的贸易。同时，在拉美的资本输出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实施、矿产开采业以及新兴能源等投资领域。采矿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已不再是美国海外投资的重点。由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与缓慢复苏、部分拉美国家政局混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拉美地区已成为美国“善意的忽略”⑱地区。当然，美国在拉美的“衰退”和中国在拉美的“崛起”，也导致了美国的忧虑以及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不满，甚至是恐惧。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考量，还是出于防范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渗透，美国都不会放松对中拉经贸合作的关注和警惕。
中美拉三边动态平衡关系的构建
美国是世界强国，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与拉美的政治互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等是中国出于全球外交战略而作出的理性选择，不具备冲击美国全球战略的力量要素。中国、拉美与美国的力量悬殊大，中美拉之间很难形成与美欧俄类似的全球性三边关系。长期来看，中美外交关系的首要博弈地区仍在亚太，尤其是台湾和中国周边地区。因此，拉美尚未成为中美“零和博弈”的主阵地。于美国而言，拉美是美国本土安全保障的战略要地；于中国而言，拉美是中国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地区和对外关系布局的新兴增长极。因而，中美拉存在实质利益的三边竞合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全球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也充满了不稳定性。中美拉各方都不会轻易捅破三方动态平衡关系背后的外交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任何两方结成针对第三方的战略联盟，对维系环太平洋地缘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释疑：以国家安全为根基的三方政治互信。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主导作用，但美国利用拉美制衡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限度的。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言论来看，拉美在特朗普的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地位很难得到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将停滞不前，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也不会继续向好。但拉美依然是美国的“后院”，美国不可能彻底不顾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拉美力量的增长。美国在中美拉三边博弈中的制胜点在于：调动台湾、东南亚、南亚地缘因素来制衡中国。拉美国家在中国和美国的两面选择中要做到“左右逢源”，才能尽可能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从长远关系来看，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中国应当主动作为，并且中国完全有条件在三边互动关系中取得主动权。中国把握三边关系走向的策略是：在拉美不触碰美国实质利益要害，加强中美在全球事务，特别是东北亚安全防务中的合作；与拉美增信释疑，落实政治共识和合作事宜，树立南南合作的典型示范，提升南南合作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安全内涵不断拓展的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针对世界范围内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外交安全观。政治互信是中美拉三边动态平衡关系的前提，是三边参与国际事务治理和经贸合作的基石，也是加强三边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的动力所在。这既是历史之鉴，也是现实之趋。在国际政治秩序相对稳定、国际政治体系深度调整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单边关系还是双边、多边关系都应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之上，关照彼此国家的核心利益。中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应当避免触碰美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加强中美在拉美地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合作，而不是政治竞争。因此，在中美拉三边关系中尤其是要慎重处理好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重大地缘政治利益分歧和战略矛盾⑲。同时，由于拉美国家众多，且国家间差异性较大，必须建立起与拉美国家合作的整体性机制，妥善处理好与拉美大小国之间的关系⑳。这既是中国，也是美国需要采取的外交战略。中美拉三边关系应当以拉美大国为突破口，以中美拉三边大国关系带动拉美国家间的整体性合作。
机制建设：构建中美拉三边互动的制度平台。努力构建中美拉三边互信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是确保现代政治信任的基础，即“公共权力运行的确定性与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由于制度本身具有规范性、约束性和可预期性的特点。通过中美拉三边搭建的制度化框架，将三边的合作行为纳入相对稳定的约束范围内，既是增进三边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避免单方战略意图误判的有效方式。从现有的合作机制来看，并不存在包括中美拉三方都在内的合作机制。在双边互动机制下难以有效在关系三方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因而，尝试建构三边沟通与合作机制就成为可考虑的路径。目前中美就拉美事务召开了七次磋商会议，但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仍是磋商的重点，很难有效吸纳拉美国家的主体性参与。冷战时期形塑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根本转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拉三边的政治互动应当置于环太平洋，乃至全球多边国际安全的视野内。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以及与欧盟、非盟、阿盟、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外交机制，参与全球和区域性国际事务治理，“运用多边国际机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定期的中美拉高层（部长级以上）战略对话机制。从美洲地区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来看，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美洲地区多边合作平台主要是美洲国家组织。中国完全可以在征求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意见基础上参与其中，在选定的少数议题领域，比如，在经贸领域建立起三方的官方工作级别对话机制。特别是在泛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遭遇美国冷落后，拉美智利、墨西哥、秘鲁等大国迫切寻求与亚太区域内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机制，中国或许成为拉美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另外，也可以借助中拉之前已有的、比较成熟的对话机制，比如可考虑在现有的中拉论坛中邀请美国作为第三对话国，就中美拉三边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拉三边对话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也即三边对话共同关心的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而非处理三边合作中的具体性事务。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增进大国间的战略信任，妥善处理分歧，关照彼此国家和人民利益。
经济嵌入：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对拉经贸合作是中拉外交关系的重要推动器。中国密切关注拉美国家的政治环境，并努力加以适应，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成就。在量的方面，2014年中拉贸易额是本世纪初中拉贸易总额的21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280亿美元，流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三，存量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1.01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的外部贷款达到291亿美元，是2014年的近3倍。目前，拉美已是中国在全球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已进入贸易增长、产业合作、金融投资、工程承包等全方位、更高层次的升级换挡阶段。特别是在双边贸易机制领域的探索，推动了中国与除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以外的拉美国家签定自贸协定的进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拉美地区美国始终在国际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拉美地区将近一半的国际贸易是发生在美拉之间。美国和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合作虽有重叠，甚至具有竞争性，但是双方完全可以依靠现有的政治对话机制在对拉经贸合作领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务实合作。美国完全有可能在中拉的合作中拓展新兴市场，而中国也能在与美国企业的共同合作开发与投资过程中受益。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对外贸易新政和中国在拉“一带一路”战略，很大程度上将为中美在拉美经贸合作，特别是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拓拉美能源新市场领域的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世界经济持续走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摒弃政治偏见，在无损国家利益和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双重前提下实现在拉经贸的精诚合作，这对中美双方来说必将有百利而无一害。
互鉴共存：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简单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扩张的过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认知的同时，也助长了极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严重的文化不平等问题，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互动过程夹杂着各自政治霸权逻辑。中国与美国、拉美虽然被太平洋阻隔，文化差异性较为明显，但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彼此吸引，互鉴共存。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中国始终在文化外交中秉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的人类文明观”。因此，在中美拉三边文化交流中，要求建立起平等对话和深化交流的合作机制，要求三边国家尊重人类文化发展规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人类文明的碰撞、交流与合作，从而在求同存异中消除彼此的政治疑虑和民心隔阂。构建中美拉三边动态平衡关系，离不开人文交流而塑造的民心指向。中美、中拉外交关系中因双边文化差异导致的合作障碍，告诫我们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创新国家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通过媒体传播、现场体验与人际沟通等传递方式，运用美国和拉美国家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达中国形象与中国声音，消除美国特别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以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官方正式外交和民间外交均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认为文化交流难以有实效、文化交流形式主义过重或者带有文化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化外交思想都不利于中美拉三边关系的长久稳定。此外，在中国形象对外传播中要创新方式方法，特别是杜绝大而不当的形式主义作风，要做到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增强中国文化的体验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鉴互融。
结语
无疑，中美外交和中拉外交均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处理与美国和拉美的外交关系是中国环太平洋外交不可回避的领域。相对而言，中美关系是三边关系的平衡器，也是最为敏感的关系神经，是决定和影响中美拉三边关系走向的主导因素。这也充分表明，中美在拉美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考量，同时中美在拉美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开放性、互动性以及不稳定性等特征决定了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动态性与不平衡性。尽管拉美国家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但美国仍然是拉美地区对外关系不可忽视的外在力量。随着中国和拉美国力的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未来中美拉三边互动的强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拓展，必将是对世界局势和国际事务治理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中美拉三方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互不威胁本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搁置争议，包容差异，着力巩固和发展全球化治理时代三边关系的动态平衡关系。中国应当主动作为，积极有为，在三边互动中瞄准中美利益的契合点，精准施策，从而推动中美拉在政治释疑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高层协作、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和民间的友好往来，积极谋划三边对话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在尊重各方国家主权和维护各方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务实合作筑构多边关系的世界典范。
（本文系安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2016年重点招标课题“全球化背景下中拉关系发展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唐惠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范和生、唐惠敏：《全球化背景下中拉共同体关系研究》，《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78～87页。
【2】《中拉经贸合作迈出新的步伐》，商务部网站，2016年3月2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0411/20041100312496.shtml。
【3】朱鸿博：《中、美、拉三边关系互动与中国的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59～64页。
【4】周力：《中国与拉美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光明日报》，2014年12月3日。
【5】乔丽荣、陈红娟：《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四大趋势》，《经济纵横》，2015年第2期，第87～90页。
【6】周志伟、岳云霞：《中拉整体合作：机遇、挑战与政策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第122～135页。
【7】《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远超欧美》，《经济日报》，2017年1月6日。
【8】高奇琦：《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应对》，《国际观察》，2015年第5期，第132～144页。
【9】晓岸：《谁的“后院”？美国对拉美控制力难符其实》，2017年3月26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4/content_32938871.htm。
【10】李洋：《中国—拉丁美洲—美国战略博弈——读〈中国在拉丁美洲:其然及其所以然〉》，《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197～218页。
【11】王缉思：《中美最大的战略互疑是“两个秩序”》，2017年3月31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SinoUSrelations5/。
【12】王晓梅：《美国对中国加强与拉美合作的认识与政策》，《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第78～84页。
【13】Stephen Johnson, "Balancing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4, 2005.
【14】［西］埃杜阿多·丹尼尔·奥维多、蓝博：《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现实与发展》，《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2～20页。
【15】王栋、贾子方：《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27～47、7～8页。
【16】王友明：《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机遇、挑战及思路》，《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5～117、132页。
【17】《中国成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 西媒：影响力不断上升》，2017年4月8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12/04/content_190214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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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李仁方：《特朗普冲击：中国—拉美经济合作的良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05?page=3。
The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and Competition
Fan Hesheng
Abstrac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represent an important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n the Pacific Ri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historical trilateral interactions, China's increas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does not constitute a real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tical interests in Latin America. As long as national sovereign security is not involv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hav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nd to cooperate for mutual benefit rather than confront each other in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owever, the increasingly pluralist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ino-Latam cooperation both in scope and quality, has raised the suspic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each party's national interest, and potential threa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reas should be properly handl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ilateral mechanism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Keywords: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Dynamic balanc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