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很好地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和作风，甚至出现了一些高层领导的腐化堕落，由此成为党的政治软肋。毕竟，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世界处于透明化状态，西方国家领导人离职后，不再享有在职时的待遇和礼遇，有人甚至在离开官邸后，还要到处求职，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离职后仍然享有在职的待遇、礼遇，并且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利益，这种等级利益还实现了制度化，这难免不成为人民群众眼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直到当下，几乎每个单位都为领导班子成员建小食堂、小餐厅，如果自己花钱享受更周到的服务，合情合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而是出现了利益等级化现象。苏共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殊群体利益制度化，从干部小食堂逐步延伸到其他各方面利益。问题不解决，势必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怀疑，因此削弱了党和领导人的道义力量。
延伸开来，之所以出现中国的封建史等同于腐败史这种情形，并非缘于不反腐，实际上一些朝代的反腐力度远大于当下，主要原因在于反腐的同时，阶级利益等级化、固化并没有改变。宋神宗时期，神宗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大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对话揭示了封建王朝的阶级关系与利益分配关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解决了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但并没有真正从法规制度上解决领导层的利益规范，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自觉，结果就是不自觉者我行我素，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然，因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价值观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表现会好一些，再者经济上一直处于困难状态，无条件奢侈。缺少根本上的解决问题之策，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土壤，因此党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基础屡屡被瓦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属于点穴之作，尽管因为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原因，彻底解决问题有待时日，但让人民群众看到了趋势和希望，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下划红线”。主要是两大举措的落实：一个是设规矩、划界线，通过制订和修改党内一系列党规党纪，保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另一个是严惩漠视规矩、滥用权力者，形象一点讲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由于两大举措由党内而党外、自上而下传导开来，因而成效显著，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一点完全可以用贪官在忏悔中感叹“官不逢时”来间接证明。
实际上，为权力设边界、为官员行为划红线所产生的效力，也可以从部分官员被挤出“官场”来证明。当前为什么出现所谓的“辞官潮”，究其原因，在于设规矩和划红线内含着利益的深度调整，这个调整必定把过去为追逐超额利益而来的官员挤出官场，而让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且有奉献精神的人有机会到体制内发挥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明显改变，普遍性改变自然促成政治生态趋于优化。政治生态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惟此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反腐成为“割韭菜”。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不敢腐”已经成为现实的同时，保证“不能腐”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推进，支撑“不想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开始内生。由此可以断言，党内政治生态的“拐点”已经到来。
国家：社会生态进拐点
社会生态内含规则和秩序、民众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及其诸多要素各自发展和相互作用生成的社会风气与发展状态。社会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构成，因而社会生态由所有成员共同造就。单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生成的特定社会生态却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人。
依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个体无意识是后天的结果，而集体无意识则具有先天性，这就阐明了个体往往被社会改造而形成无意识，而集体却是被一代代人积淀起来的文化所塑造。所谓传承血脉，实际上就是传承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这是集体无意识最深厚的基础。如此，一个民族生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塑造整个民族。当下社会现实生态的形成，一定有文化传统或文化性格的印迹和缘由。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生成于小农经济，伦理道德及其血缘宗族基础上的“五伦”道德高度依赖或契合社会较少流动的自然经济，所以，传统伦理道德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但是，进入社会流动愈来愈快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靠熟人关系构成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已经无法维系，而与新型社会吻合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即道德建设没有做到与社会转型同步，出现了脱节或错位，形成真空期间的紊乱。这是所谓“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如果对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作进一步分析，也可以这样说，“五伦”道德促成的是“看管式道德”，内生性差，因此决定了在获得必要的外部条件支撑时，会发挥正向作用，反之则亦反。更重要的是，这种伦理道德模式多倾向于私德而非公德，结果只能造就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盛行，出现所谓的“搞掂”“摆平”“操作”等行为。由于潜规则重于显规则，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囿于一个无形的网中，几近失去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