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弊端，社会主导力量弱化甚至缺失，也强化和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主导力量是党和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式微，特殊阶段甚至被彻底打破和清除，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伦理道德体系建立，这种伦理道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政治伦理道德，因而高度依赖执政党的政治灌注。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和逻辑，道德标准、道德示范和道德评价与执政党或党内成员联系紧密，这也是我们把领导干部的等级职务与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高低几乎等同的原因。比如，国家领导人层级的领导干部，去世后其追悼会上的讣告一定有“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杰出领导人”，等等。人民群众一直接受这种表述及其背后的逻辑，然而，由于一个时期政治生态恶化，一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蜕化变质，与职务等级挂钩的道德评价系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更可怕的是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上述问题不解决，人人都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导致所谓的“互害模式”。比如说，人们都在批判社会，把社会视为染缸。党政系统教育干部要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学校教育学生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部队教育官兵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问题在于社会原本就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构成的，我们就是社会不良生态的制造者。所以，当一种社会生态形成，绝非单个人或某个群体所能改变，尤其非下层群众所能改变，而必须靠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来主导改变。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及其特点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党中央，其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原本就包含着社会环境和生态治理，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围绕社会全面建设展开。直接反映在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有多个着力点。
首先，以改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追求综合效应。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党，这是与西方社会最显著的区别所在。换言之，即便法律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中国的法治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的。以改善党风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无论是习近平同志一系列讲话，还是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有充分而又清晰的表达。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为“全社会作示范”正是这种理念的突出表现。习近平同志在山西视察时所说的“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最能体现总书记改善社会生态的态度。可以肯定，这样的价值取向一旦真正成为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良好社会生态便形成了。
其次，遵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路径和突破口。既然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多是规则缺失所致，那么解决问题也就应当从这里起步。很显然，习近平同志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比如，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突出出来，就充分说明了问题。正是权力为法所规范，内蒙古呼格案、河北的聂树斌案等一个个冤案才得已昭雪。由此推而广之，当所有掌握公权力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坚持依照规则制度办事，潜规则就失去了市场，灰色地带就会逐渐消除，社会风气或社会生态自然会改善。
再次，坚持标本兼治，梳理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抬升柔性约束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提法或理念。比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等。纪委和政法系统也据此作出很多具有实效的规定，包括公权不能私用，公器不能家用，成长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由宗族势力演化而来的“乡党”“同年”构成的小集团必须消除，等等。这些规定隐含的理念，既可以在政治规矩中看到，更多情况下属于道德价值牵引下的柔性约束，正是因为这样的属性，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形成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对于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形成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当新思想理念化作柔性规范，一种新的社会生态便初见端倪，并逐步走向成熟。
民族：人文生态入正轨
民族人文生态，实质就是民族人文素质或人文性格的外化、社会化。具体来分析，所谓人文素质或人文性格的外化与社会化，就是全民族在人文领域所呈现的状态和发展程度。人文生态与社会生态有交集，但前者更突出“形而上”，即关注精神层面的问题，后者贴近于生活层面，社会大众皆关注并参与其中。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是一群精英分子主导和推动的。
中国的大国道路需要更为优秀的人文品质作支撑，因为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也才能够崛起。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并且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创造力与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并不匹配，同时很多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远不是大国国民的水平或境界。
网络上流传着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和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未证实真伪，但却引人思考。骆家辉认为，中国人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是不是受益者；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不愿遵循规则，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小利冒险，等等。希拉里在演讲中说，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全民上上下下最崇拜的就是权力和金钱；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现在演变为金钱的奴隶；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才是生活的一切，才是成功，等等。
这些评价看似尖刻，其实不为过。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屡屡发生冲突也反映出类似问题，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办工厂就出现了文化冲突，密歇根大学利伯索尔—罗杰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加拉格尔认为，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通常会雇佣农民工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他们认为那些人比较顺从，与美国工人不同，后者期望更友好平等的管理风格”，“他之前很可能从未经受过来自劳方的这种压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别人那里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仍然是等级和高低贵贱。这也是封建思想未经过现代文明启蒙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