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中国作用在提升
当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生态和走向：一个是中国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升，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另一个是美国和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战；再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异化出来的极端势力搅动世界，形成以暴恐为特点的文化和宗教冲突。
世界往哪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最现实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出路在哪里？欧美的右翼走向应该不是出路，而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两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协似不现实。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聚焦世界眼光？两大因素是关键。一个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执政党和领袖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每当世界处于转折的关口，都需要一种有力的领导力量产生出来，就如同二战反法西斯战线需要美国的领导一样，今天，世界又面临新挑战，往哪里走？领导者很重要。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在继续上升过程中的中国，拥有必要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这种力量具有快速转化能力。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召开，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预料，这样巨大的号召力应当是除联合国之外所没有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超越美国？当然不是。美国政党和政府受制度制约，不可能组织起这样的会议，而中国的体制制度为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实现意志提供了强大支撑。
另一个是中华文化具有的特质或基因拥有升华的空间，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冲突的可能。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化，这一点中国的发展史可证明，中原基本上没有征服他国的历史，之所以版图不断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进入中国，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至少中国没有出现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华文化或者能够成为一种世界主导文化。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都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正视、需要化解、需要超越。依照普遍的价值评价标准，所谓民族的伟大，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上，同时反映于自身品质的提升。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至少有几大要素不可少：责任担当和利益分享；科技创造力与规则意识、契约精神；道德感和慈善。这一切都决定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于生成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解决好“形而上”，因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长期处于感官层面，即存在严重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近百年来已经远离世界中心，鸦片战争是转折点，此后每况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现了“弱国心态”，无法融入世界主流，因而直接影响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中华民族是个聪明的民族，但创造力不强，特别是进入近现代，被远远抛在后面，主要原因还在于精神世界狭窄，功利主义严重，再加上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结果陷入低层次循环。
仅仅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怀的人是极有限的。即便是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认识方面也极具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些成就让中国人产生了难得的自信心，一定意义上是让一个长期跪着的民族直起了腰板。当然，由于仍然缺少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同时缺乏国际思维，我们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参与国际共运期间，存在着理想高于现实，激情重过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对世界严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热情，注定是悲剧。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前，邓小平主导和延续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开始打破闭关锁国，更多人走出国门，开始明白“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又因为知晓了世界，而奋起直追，终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成就。概括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国人了解世界，努力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这个阶段，国家和民众参与世界具有被动性和有限性。
有逻辑的存在不一定产生逻辑下的结果，这期间很重要的是主导者是否真正洞察了历史的脉动，同时选准前进尤其突破的路径，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和作为中窥得端倪。尤其是许多方面已经诉诸实践，且取得了相应成就，长此以往，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必然改变，发挥的作用必然扩大，一种新生态必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