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6日下午，我出席了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在中国，像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有很多，相中我参加这个重要会议，主要与我近几年来关注创业创新有关。
我的目光是怎样转向“双创”的？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于外部需求冲击比预想的要严重，所以，在2014—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和新举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社会动员和实施途径也同时提了出来，试图从激发中长期增长动力的角度，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说来也巧，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利用带EMBA学生去以色列游学，到深圳为MBA学生上课、面试的机会，对这两个地方的创业创新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调研，增加了不少创业创新方面的见识。
基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和许多经济学者一样，将目光转向了总供给、中长期增长这一侧。此后，我时常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经济那样增长？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那么到底是哪些‘印度的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中间所包含的人类福利含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像他说的那样，我发现，开始思考与增长有关的创业创新问题后，我对其他问题都感到兴味索然。这是因为，创业创新接近经济增长的本源和原因。我对卢卡斯这段话的深意有了新的体悟。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我被“冠名”“双创学者”的趣事。2016年年底，利用在深圳给MBA同学上课的机会，深圳湾创业广场邀我做了一个讲座，当时的讲题是《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双创”》。发表时，编辑根据文中内容，将标题改为《“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国务院主办的中国政府网，在网站头条位置将这篇演讲稿挂了十多天。据说，学者的文章在该网站挂那么多天，比较少见。期间，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我打过电话，问我是否还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章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不知是笔误，还是其他原因，一家知名网站转载时标题出了状况。他们的标题原本应该是，《总理力推“双创”，学者说“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但是，他们漏了前面那个逗号，这样一来，不仅句子是不通的，而且意思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总理力推“双创”学者……，我就成了总理力推的“双创学者”。此后，有人给我发邮件，说他有一个好项目，要我向总理推荐，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经济学同仁的有关会议上，有人戏称我“双创学者”。在重本抑末的传统文化影响下，草根创业本来就不登大雅之堂，现在又被“炒作”得如此热闹，确实有人认为，这过头了。
我不这么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尤其在最终确立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和新兴产业试错，乃至重构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重要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经由无数次创业创新试错，进而走向成功的企业家，是社会最为稀缺也最为重要的资源。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双创”，就是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双创”将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我们在讲发展方式转型时，不能忘记中国的体制转型并没有完成。厉以宁先生说，我们现在是“双重转型”。尽管以国家创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框架上已基本瓦解，但是，由民间创业构筑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在深圳湾演讲时，用下面这段话开场：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人类社会有许多自上而下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更为有趣、影响更为深远的，总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自下而上的“双创”，不就是构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所需要的吗？
在今天的中国，多样化的创业在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种是初始创业。初始创业一般都是民间创业，是民营经济成长的主要通道。如何界定初创？可以从创业融资的维度，给出从初创到完成初创的过程：获得天使轮投资即A轮，然后是1~3轮的风险投资（VC），再到私募投资（PE），最后是IPO。初始创业的挑战性在于寻找新的可重复和可扩展的商业模式，拓展市场并赢得利润。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若干年后看，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都将是经由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
除了新创公司的初始创业，大公司也都在再创业。这里，大公司泛指完成了初始创业的公司。也就是说，创业创新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连续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大公司内部创业，是以创建新技术、改进管理和流程、拓展业务领域为目的的创新活动。大公司内部创业通常以搭建一个平台来加以实施，所以，内部创业也经常被称为平台创业。平台创业能够获得母公司更多资源，诸如现金流、供应链、分销能力、销售队伍和品牌影响力等。大公司的创业平台，由平台组织，即平台主、小微主（初创公司）和创客，多边市场平台，产品族平台和平台生态系统组成。他（它）们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创业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
我在深圳调研时，还发现了一种兼具改革和发展双重意义的融合创业案例。一家以做车联网为主要业务的初创公司——安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中集车辆（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一家股份制的新公司，共同开发智能挂车门户平台。新公司通过第三方设备、应用软件和服务整合，成为智能管理系统、挂车运营价值挖掘和挂车运营车辆大数据的提供商。由此，作为大企业的中集车辆，将完成智能化的改造升级；安煋这家初创公司则将拓展业务空间，获得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会。正如总理所说，这种新模式使央企与中小微企业不再是简单的上下游配套关系，而是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不仅会对推动企业发展产生乘数效应，也会带动大量社会就业，给各类人才实现价值提供更大空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激发的巨大社会创新创造潜力前景难以估量。
美国经济学威廉·鲍莫尔在将熊彼特的理论范式运用于创新增长的实践时说过，市场经济的最佳形式（微观基础）就是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创业者）型两类企业的混合。后者指的就是初创公司。一方面，大公司有着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另一方面，初创公司有着充分的活力，进行着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试错，进而成为新动力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