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孕育着中长期增长动力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多年高增长后，就显露出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增长的弊端，但高增长“一俊遮百丑”。而且，在当时，高投资、高出口还有增长空间；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绝大部分企业都还有利润空间。所以，即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到了新世纪，又“提升”为转变发展方式，但收效不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刺激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将已经存在的产能、杠杆和泡沫等问题推向极端，致使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增长和发展方式提出新的概括，另一方面，目光自然转向供给侧，转向中长期增长动力。前者的答案是经济“新常态”，以此区别于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旧常态”；后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经济“新常态”；11月，他在APEC演讲时，概括了“新常态”的三个特征：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优化，创新驱动。我在刊于《文汇报》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原始动力》一文中提出，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不是所谓“三驾马车”意义上的来自需求侧的动力，而是指供给侧动力，主要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到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文汇报》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逻辑。至此，以改革的方式培育中长期增长动力，基本达成了共识。
“双创”的试错与新兴产业发展
新动力在哪里产生新价值？在新经济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生。在那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三要素组合，产生“化学反应”，进而产生新价值。这里会产生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产业政策是什么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有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本原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而来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本来也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产业政策的
指向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偏差；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和新加坡差不多，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甚至是前提性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当供大于求的格局已经形成，新经济成为主要增量来源时，用什么办法来推动新经济的主要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观察新经济的策源地，旧金山（硅谷）、波士顿、圣迭戈、特拉维夫-海法（硅溪），还有深圳的南山（硅山），我们不难发现，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共同试错，百折不挠的试错，成就了新兴产业，乃至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就在这其中渐渐地形成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设想，用产业规划引领，以产业政策支持，能够发展出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所以，各方共同努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让各种与创新创业有关的要素在这里聚合、试错，就能够最有效地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政府的公共机构可以在这个生态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将极大地提高创新创业的效率。经验还表明，政府或有关第三方机构的技术预见，也将为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帮助。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无法取代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试错。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他们无数次试错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