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特别的规模效应，今天的中国事实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
2011年6月，也就是六年前的这个时候，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与我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一系列最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还是人治、坏皇帝问题以及小布什问题等。我觉得这个辩论的影响还会持续，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还会长期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回望我与福山的“五个预测”
当时我们在五个大问题上做了某种预测，现在六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让我们做个“中期评估”吧。
第一个预测是关于阿拉伯之春与中国的。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爆发的，然后整个2011年，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等，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当时福山根据他的理论推导，认为中国也可能经历阿拉伯之春，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必然寻求自由民主，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认为不可能，并以埃及为例，做了一些判断预测：“现在叫中东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会看到的。”从现在看，孰对孰错早已分明。
第二个预测是关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其实福山到中国来，他的态度还比较谦虚，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带来了很残酷的负面影响，所以他也知道美国民主制度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他还是坚持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制度，可以纠正自己的问题。而我则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美国的政治改革比中国更为迫切。如果美国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今后选出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
第三个预测涉及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难以解决“低智商的民粹主义”问题。福山引用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回答我的预测：“‘一个人可以在部分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人们有自由的言论权、评论权。从长期角度来说，人们最终还是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我当时的回应是，“您可能太乐观了，认为美国不会被民粹主义左右”。我也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
第四个预测是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我曾当面对他说：“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一人一票”这种民主制度有几个大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第一，基本没有“人才”的观念，治国谁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第二，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下不来。第三，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赢。但美国社会现在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作梗。第四，低智商的民粹主义，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我预测西方今天这个民主模式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这个预测是否准确有待证明。
第五个预测是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否会导致文化趋同。福山与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一样，认为随着全球化、自由化，世界各国的文化都会走向趋同，从生活习惯到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都是这样。而我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将更多地使不同的民族更为感受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是不会唱的。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
人类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你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样的，他现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他最近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
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但是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是要证明我们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证明他怎么好，我们怎么差。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更看好中国模式，这是我有话语自信的原因
我这番讲话中有两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第一，中国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国文化是麦当劳文化。麦当劳文化有其长处，如标准化制作、统一的中央厨房、明亮欢快的色彩等，但麦当劳文化就是麦当劳文化，它的深度、广度和厚度是无法和八大菜系比拟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连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中国任何一个成功之处，包括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后面都有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同时又借鉴了其他文明的长处，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特别的规模效应，今天的中国事实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
第二，福山先生认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我建议他再加上“某种智慧”。如果说今天他来问我，“某种智慧”指什么，我大概会这样说：在21世纪，政治制度竞争大概主要看这么三点，这也是我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总结：
第一点看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第二点看这个国家能否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才能真正成功。单靠市场经济，或单靠政府的作用，都无法真正成功。
第三点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纪所面临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战，没有这样的能力，社会将是分裂的，体制将是僵化的。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够推动改革的国家好像只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比较，我更看好中国模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