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节点，美国科技制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科学体制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技研发与创新能力，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也改变了美国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知。
【关键词】美国 科技体制 二战 【中图分类号】G323/327 【文献标识码】A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美国不仅大发战争横财，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政治强国，而且科技实力大增，实现了对世界科技中心——欧洲的赶超，迎来了科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因素，如因欧洲战乱，大量资金、人才、先进科技成果等流入美国；也有内部的因素，如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机遇期等。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科技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大科学管理体制为美国开展大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大科学”一词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家德里克·普莱斯1963年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是指规模庞大、投入巨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横跨多学科，需要国家集中动员、协调各种社会资源才能得以运行的科学研究形态。二战以前，稳固工业基础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当时的四大产业是钢铁、木材、纺织和食品，汽车、化工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处于边缘地位。科学研究以重在应用为主，且比较分散，主要依靠私人赞助，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比较小，因此只能算是“小科学”。
20世纪早期，工业实验室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个人研究，但还远不成规模，也很少有政府的支持。虽然包括华盛顿、杰弗逊在内的“国父”们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甚至有的本身就是科学家，但是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并没有太多介入科技的传统和权力，连开国元勋们提出的“建立国立大学”的设想都被议会否决。美国宪法直接涉及科学技术的只有一条，赋予联邦政府的科学职能只有专利权、著作权和度量衡标准管理权。反对中央集权、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是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学对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而言，是独立自由、远离政治控制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在二战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的支持，仅限于基于国家安全和扩张需要的地质与河流考察。
二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科学、科学家、科学与国家关系的认知，为科技进入国家决策核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将美国科学研究带入了一个“大科学”的时代。这不仅意味着科学研究模式的全面革新，更昭示了联邦政府权力结构和科学体制的重大调整。
1939年8月，在二战爆发前，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对纳粹掌握了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等技术表示担忧，强烈建议美国进行核研究，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同年10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铀咨询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时任美国国家标准局主任的布里格斯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还包括两名军方人员。虽然委员会中有政府和军方代表，但科学家仍然占主导地位，制度架构与以前的科技组织类似。政府与科技的关系有了形式上的细微变化，但制度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1940年6月，法国向纳粹投降，战争形势危急。罗斯福总统在时任航空咨询委员会主任范尼瓦·布什等人的建议下，决定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负责动员组织全国的科研力量和资源，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随着国外战争形势的日趋恶化，国防研究委员会逐渐暴露出研究与应用存在距离、权限不足等一系列问题。1941年，罗斯福总统决定放弃委员会形式，在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的科技资源，并直接对总统负责。这样，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为美国战时科学活动实质上的权力中心，其将大学、军方、工业实验室、工厂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一个统一、全面、协调的大科学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为美国开展大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美国多元科技体制的形成
战时的科学制度安排，使得美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动员全国的科技精英，按照联邦政府的战略部署开展工作，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局面，也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国家领导者对权力与科技关系的看法。科学技术对国家安全与福利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赢得美国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的特别国情咨文中所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战争即将进入尾声，如何继承战时的经验与成果，延续科学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当时政治家与科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以范内瓦·布什为首的美国科技精英，在1944年初已经在思考甚至是激烈地讨论这一问题。领导战时航空咨询委员会、国防研究委员会、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工作经历，让布什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本身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他认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等机构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撤销，并且在和平时期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科学资助、协调机构，这个新机构应该重点资助基础研究。
这个新机构就是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边疆》这一报告中提到的国家研究基金会，后来又改名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按照布什的设想，这个机构应由政府拨款，科学家领导、管理，全面资助自然科学各领域包括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包括军事研究。这一机构承担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协调功能，实际上延续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管理思想与模式。在这一报告发表之前，国会和军方已经对战后联邦政府科学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置高度关注。新政派和军方都主张政府介入科学研究，新政派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机构管理联邦的研究计划，军方则意图控制军事研究主导权。1944年2月，时任参议员哈利·吉格尔提出了一个创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议案，该机构以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核心，协调不同机构且不受联邦政府约束。虽然吉格尔和布什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与管理的基本看法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是在基金的分配、专利权的归属、科学的自主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于是，围绕这些问题，以吉格尔和布什为代表的两派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而布什和杜鲁门总统在人员任命等关键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加上国会、军方、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干扰，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议案迟迟不能通过。
到了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其运营机制融合了布什和吉格尔两方理念。但此时海军研究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已经发展成为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分别掌控了相关科技研究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和拨款权，并且呈不断扩张之势。相比之下，国家科学基金会无论是从机构规模、科研经费还是职权范围来看，都只能算是众多机构之中的一个小机构，与起初的设想相比黯然失色，更无力担负起联邦政府赋予其制定全国科技政策的权力。至此，美国多元科技体制基本形成，并且逐渐被人们接受。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很早就意识到科学事业对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发展科学事业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需要政府的干预。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南北战争的结束，这种国家意识和集权意识更加强烈，这也是二战期间政府、高校、工业、军方的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并推动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同时，建立于北美13个殖民地基础上的美利坚合众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强烈的反联邦和分权的传统，任何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举动都会遭到自由主义信奉者的抵制。这也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1945年被解散，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各方力量角力下迟迟不能成立，以及战后美国多元科技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航空工业综合技术研究所）
【参考文献】
①李素美：《浅论“二战”与美国现代科技强国地位的确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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