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以“雷”为其命名，以“怒安”为字。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5年曾参加过五卅运动。
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归国，此后，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1949年之后，傅雷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学养精深，在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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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还是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一
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了抗战岁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齐）。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读起来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的译文，从这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再加上工作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杨必，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指钱钟书夫人杨绛，她是杨必之姐）。
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
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