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到翻译工作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从18世纪的“启蒙”，到19世纪的“写实”，到20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国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这是我根据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统计的）。其中巴尔扎克的10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