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
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傅雷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杨绛在《忆傅雷》中谈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钟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傅雷家书》在，读者自可明鉴。
傅雷对他人译文质量的这种“较真”，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太过分了一些，但傅雷毕竟是傅雷，倔强较真的性格使得他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然，就事论事地说，他挑人之错本身没错。钱钟书写信批评他之后，他有段时间也不搭理钱杨两口子了，但不久，就又恢复了书信来往。大概此时，傅雷的气早就消了。
翻译总是会出错的，翻译家不是神仙，译文出自凡人之手，总免不了偶尔有一点点小错。傅雷自己的翻译虽然总体上做到了“信达雅”，但有些地方还是出了错。记得我曾工作过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谈及傅雷翻译梅里美小说《高龙巴》中30余处差错。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经作古，不可能听到读到，有所反响。
真难想象，要是傅雷读到郑文，又会作何感想。不过，要说明的是，傅雷动手翻译《高龙巴》，是在他最初留学法国和初习翻译的1928年（那年他20岁，而《高龙巴》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平明出版社版，次年人文社重印，与《嘉尔曼》合集为《嘉尔曼·高龙巴》），那时他的法语水平、翻译能力跟其后来巅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也于20世纪90年代复译过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即《嘉尔曼》）和《柯隆巴》（即《高龙巴》），翻译中恰好参照过傅雷与郑永慧两位先生的译本，各有千秋，而傅雷译文中的小小“外伤”，应该无损于其译本的整体水准。当然，我后来也注意到，施大悲、叶君健，张冠尧等人也翻译过《卡门》。大致比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
回顾我自己的译本（当时是架不住朋友的鼓励和催促才勉力完成的），只觉得无法超越前辈，但求能处理得有些不同，个别处有些创新。我想，学习、欣赏、宽容、不吹毛求疵，这大概就是我对待前人译作的态度。这也是我学习傅雷翻译后的一点体会。后来，我对梅里美《卡门》《柯隆巴》等几篇小说译文的校改修订工作，在浙江文艺版、中国文联版的编辑过程中一直都在继续重做，今年的修订则是为未来三联版而做的。可以说，没有大师傅雷在先，我对梅里美作品的翻译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细，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学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傅雷还是认真地回归了书房，每日里译书不辍。在那段时间里，他翻译好的一些书，如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会需要比较迫切的《艺术哲学》一书，出版社也建议作为译者的傅雷改用笔名出版。但傅雷就是不买这个账，他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
1961年年底，傅雷的一些译作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幻灭》等。此后，他译著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他在总结自己时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作者余中先，浙江宁波人，1954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傅雷翻译奖评委，现受聘为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并有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是禁果，才诱人》《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