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为客观分析和比较治理能力，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个指标。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大都市区域内经济社会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
在构建治理能力测评理论模型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统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六个基本原则。以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治理能力为导向，以我国大都市地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前提，以“善治”理念为指导，在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现代财政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又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得性之基础上，具体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被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发达城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言，社会保障是建立在有劳动能力的人逐步实现就业基础上的。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如果实现充分就业，不仅可以减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和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而且作为参保人员，还会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进一步增加社保基金收入，并相对减少社保基金支出，同时使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一般来讲，社会就业率越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就越大，社会保障的成本就越低。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把享受社会保障的条件严格地与促进就业和对失业情况进行精准的统计及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相挂钩；并在长期内，通过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应有的作用，促进社会就业更加充分。正因此，与此前开展的测评研究不同，这里结合北京市经济水平的实际，在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基础上，选择了以各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失业人口比例）来从侧面上反映各区的保障能力。
调控能力
作为宏观经济学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观调控，被视为政府部门参与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打消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试图“炒作”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经济衰退在国内的出现。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拉动内需，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了V形反转。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政府部门具备良好的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和重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作为间接干预经济社会工具的宏观调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前也更为突显。当然，一般来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两大主要手段，而诸如物价水平、经济增速乃至增长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调控的结果。进一步而言，从这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来看，利率调整多是基于全国层面的发展动态制定，所以相对“灵活”的货币政策，更多时候为中央层面所采取。在省、市、县等地方层面，政府部门主要还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社会的运行。有鉴于此，在本次测评中，我们选择以各区的（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来衡量各区的调控能力。
财政能力
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以“善治”为核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其自身所具有的财政能力。一般来说，衡量政府部门财政能力高低，有两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逐渐厘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的日常财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级政府部门自行解决。为此，我们选择了以各区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来予以综合反映；并进一步选择以各区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指标。而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计算公式，则分别如下：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参与能力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当然，这一群体规模不应过大，也是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区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数量总和与户籍人口之比来反映各区的参与能力（简称人均村/居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