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五个基本原则，以采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公平程度为导向，以我国地市一级目前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本前提，最终选择了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和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论作为依据，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三个维度，确定了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一级指标。而在指标数据的选取方面，则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基础。具体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以及所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底线公平
早期与公平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参保率来作为底线公平的衡量标准。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有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过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应保尽保率，会导致这部分人口中一些人的劳动积极性锐减，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极思想；第二，类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长期来看，与其为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这部分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来摆脱贫困。鉴于此，我们没有选择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应保尽保率，而是把贫困率作为衡量底线公平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以一个地市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该地市年末（常住）总人数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这一指标。
此外，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结构和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并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线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够通过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给予直观反映。由此，以保证指标间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为准则，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普遍低于城镇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这一现实情况，我们选取以一个地市的乡村、城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来衡量该地市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机会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推动了人们需求层次的相应提升，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机会问题。而综合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地市一级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推定，在地市层面，九年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基础性的地位，特别是中高等教育，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作用持续提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关于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所证实。为此，我们选取以一个地市的中学教育完成率来衡量该地市人口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程度。结合数据可得性，中学教育完成率以普通高中当年毕业总人数与三年前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之比来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统地衡量经济社会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虑底线公平和机会公平外，还需考虑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两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城乡、地区、行业、职位间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入本世纪就开始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尽管其近几年来出现一定的缓和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进入本世纪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需注重和实现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
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上的总体公平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取以一个地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地市经济社会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测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们在以数据可得性为导向的前提下，借鉴了《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曾采用的做法，最终确定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长期存在，而这种二元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限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为保持数据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加性，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设定逻辑相一致，关于一个地市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同样以乡村、城镇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可能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底线公平指标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存在交叉和重叠，因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地市地区，除了收入水平外，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已有的研究或采取专家调研法，即从主观上为指标设定权重；或采取客观赋权法，即采用层次分析等统计方法，从数据的分析和统计中求得权重。虽然客观赋权法更能增强指标的解释力和独立性，但我们仍决定采用主观赋权法。我们在之前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报告中曾指出，我们希望突破以往过分重视与收入有关因素这一思维定势，更多地强调公平发展理念，但客观赋权法无法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具体来讲，主观赋权法能够体现以下两方面理念：第一，与效率相比，更加重视从公平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第二，合理权衡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者的重要性。
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即邀请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各15名，以及15名在综合管理岗位上任职的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公平发展的理念。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专家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得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的。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应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使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六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正向指标满意值取各指标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但诸如贫困率这样的指标是逆向指标，满意值应取其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过程中，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可将各地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中，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常住总人数比重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五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六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得分。换言之，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地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地市之间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即原有各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