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文化一体和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关键的一环。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世界的统一性。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开始，“和而不同”的思维就是一种理解差异和融通对立的伟大力量。
【关键词】中国文化 一体多元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198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从历史和民族的角度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想法，认为五十多个民族，这是多元；中华民族，这是一体。此后，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又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同样的想法。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严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有主体的，以后的发展主体虽越来越大，仍然保持着多元，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最后发展为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本文拟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继续讨论中国文化的一体和多元，以期增进对于传统中国的理解。
经典与诸子
主导性的儒家经学和补充性的佛教、道家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础，形成既有主体、又有充分弹性的思想文化氛围
经典的形成对于任何一个文明传统来说都是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形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表现为一个过程。一方面，旧的经典通过不断被解释获得新的意义，以应付新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经典的体系不断地演化，新的经典取代旧经典，或者和旧经典一起成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根基。一般而言，经典蕴含着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秩序，因此具有相当长时段的稳定性。同时，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新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经典本身做出适当的调整，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经典体系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该文化的基本结构，有助于我们对于思想文化的深层理解。
对应着中国历史上三代王朝和从秦汉开始结束于清代的帝国两个大的时代，中国文化的经典体系也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历史时期进行叙述。第一个时期，承接着三代礼乐文明的积累，从西周到春秋，逐渐形成了以“诗书礼乐”为主体的人文世界图景，这是经典最初确立的时期。从政治和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到贵族教育等，经典既是此时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塑造这个时代社会面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贵族教育为例，《礼记·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所谓德、义，指示着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在春秋时期是通过“诗书礼乐”得以呈现的。
春秋末期孔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钱穆先生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孔子传》）无论是集大成，还是开新统，经典的传承和创造性解释都是其中的关键。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再加上晚年重视的《易》和修订的《春秋》，后世所谓“六经”的经典体系初步完成，在战国时代逐渐被确定下来。《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说明战国时代“六经”系统在儒家的不断解释中已经初步确立。值得强调的是，“六经”各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角度，它们被构造成一个经典系统，本身即是多元一体的表现。
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来支撑。汉帝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终于确立了复古更化的基调，儒学成为官方确认的的意识形态。经学随之从民间正式进入庙堂，朝廷设置五经（诗、书、礼、易和春秋）博士，广开弟子。与此同时，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奠定的多元思想格局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从文化和思想结构上来说，汉代开启了经学和子学并立互补的面貌，奠定了此后中国文化长期呈现出的一体多元格局的基础。这个格局，一方面体现在汉代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文献中。所谓艺，即指六艺或六经；所谓文，指文学百家语。“艺文”即指称汉代的思想文化世界。
这种“六艺-诸子”的文化结构，或称“经-子结构”，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经过了两汉时期的探索和积累，儒家义理支撑的官方经学在政教体系中逐渐获得了主导的地位，但也一直处在和诸子的良性互动之中。无论是魏晋时期的道家，还是唐宋时期的佛教，对于经学既有批评和反省，又有补充和助益。宋代理学在和佛教、道家的充分对话中崛起和成熟，成为元明清三代经学政治的主体。从宋理宗开始，程朱理学开始取得官方地位，“四书”也成为新时代的经典，和此前的“五经”一起成为此后新经学和新政教体系的核心。科举取士确立和巩固了儒家新经学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广大的民间社会，佛教和道教、道家等也非常活跃，成为经学的补充。主导性的儒家经学和补充性的佛教、道家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础，形成既有主体、又有充分弹性的思想文化氛围，为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延续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天道与人文
中国文化发展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精神传统，儒家注重伦理和教化，道家则重视自然和自由
从观念和价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一体的保证是对于天和道的共同信念，多元则来自于对天和道的差异化解释。而无论是共同的信念，还是差异化的解释，都体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合而言之，天和道是一致的。析而言之，天偏重在本体，道偏重在秩序。两者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根基。
大体而言，中国文化对于天的理解经历了天命、天道和天理三个不同却又互相联系的阶段。早期的《诗》《书》等代表了天命的阶段，其屡称天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命的方式加之于世界。譬如天子和王朝统治之合法性来自于天命，万物和人间的秩序也来自于天的赐予。《尚书·洪范》称“天乃赐禹洪范九畴”，所谓九畴，是指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诗·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天的权威之下，德的观念也逐渐发达起来。《尚书》尤其是“周公之书”强调天命和敬德之间的关系，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认识之下，敬天就自然地落实为敬德。因此，在《诗》《书》时代，天的意义展现为命和德两个向度。命代表着超越的权威，德则代表着人文世界。天和人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
孔子和老子开启的诸子时期，新的时代精神开始出现，“道”的发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借助于道的观念，哲人们开始寻求世界的客观秩序和法则。这当然也影响到人们对于天的理解，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天道的观念。一方面，以儒家和道家、阴阳家为代表，形成了不同的对于天道的理解；另一方面，即便在儒家内部，对天道意义的发掘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道家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质，阴阳家以阴阳和五行作为天道的最基本内容。而儒家内部，思孟学派强调天道和心性的贯通，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方向；易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阴阳家的理解，“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力图为世界提供一个客观的秩序框架。从汉到唐，天道成为最具权威的观念，无论是对于人和万物的理解，还是从社会到世界的秩序，天道都是最后的根据。
宋代开启了天理的时代。和天道相比，天理的观念首先是对于气化世界观的扬弃。通过对理、气关系的梳理，理从气的世界中独立出来，成为万物的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此前经典中反复使用的天命、天道都被解释为天理，天就是理，道也是理，因此，宋代的儒学有时候也被称为理学。其次，和气化的世界观相比，天理的世界更加纯粹和洁净，具有不可置疑的确定性。天理既是天的理则，也是万物和人的本性，天理和人性无缝对接，成为人文世界的基石。
无论是天命、天道，还是天理，对于天的敬畏并没有形成一个以“天”为中心的宗教，却发展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精神传统。对天道的探索，更重要的是探索人道赖以成立的超越基础，以奠定人间世界的价值和秩序。儒家坚持把“仁义礼智”等视为天道固有的内容，是天地之心，因此也是人道的核心。从而在天道之下，成就一个伦理和教化的世界，成就一个以圣贤为典范的道德的生命。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此同时，道家重在突出天道自然的观念，强调对于万物本性的保存和顺应，发展出重视生命和自由的不同于儒家教化传统的另外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长盛不衰，不断批评和消解过度的教化和僵化的秩序，成为中国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太和与对反
有万物就有对立、冲突和矛盾，但冲突和矛盾的归宿是和解。在太和的秩序之中，万物的本性得以保存，万物的生长得到安顿
在中国文化一体和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关键的一环。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世界的统一性。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开始，“和而不同”的思维就是一种理解差异和融通对立的伟大力量。而诸子时代普遍追求的“一”，以及“一”的不同表现，则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和理解。由此，一与多、太和与对立就成为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
多样性以及其中包含的差异和对立是我们对于世界最直接的感知。在中国思想中，这种感知通过“万物”一词得以呈现。“万”表示着不同，而最初的统一性则通过“天”的观念来体现，这种统一性以某种秩序化的原则将万物组织在一起。在《尚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天的观念之下的某些原则，如《尧典》中的四时和《洪范》中的五行。四时和五行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框架，将万物纳入其中并予以秩序化。通过这些原则，万物的差异性被统一到某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并最终归到“一”。在诸子时代，道家的“道”，儒家和墨家的“天”，易学传统中的“太极”等，都是“一”的不同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统一的精神不是“同”，而是“和”。《彖传》在解释《周易》乾卦的时候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道的精神，一方面是万物的“各正性命”，另一方面是万物的终极和谐。
和谐是通过万物的性命和秩序之间的平衡来实现的。礼乐秩序即奠基在万物的差异和统一之上，《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乐是秩序的主要体现。一个合理的秩序应该来自于一个超越的基础，应该既把万物区分定位，又能考虑到万物之间的沟通和融合。
北宋时期的张载，极其精彩地解释了太和和对立的关系。借助于易学传统的智慧，张载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所谓象，指的即是“有”，即万物。有万物就有对子，有对子就有对立，有对立就有冲突和矛盾，但冲突和矛盾的归宿是和解。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最高的价值是和谐。太和不是一个静止死板的状态，而是活泼泼的、充满着生机的世界。在太和的秩序之中，万物的本性得以保存，万物的生长得到安顿。换言之，在太和之中，万物在一体的同时得以保持其多元的状态。
以上，我们从经典与诸子、天道与人文、太和与对反三个方面说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的时代可以与现代性原则融通，成为构造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世界文化也可以作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参考文献】
①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②钱穆：《孔子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责编/周素丽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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