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旅游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文人士大夫是明代旅游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们充分肯定旅游功用的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明代 旅游 文人士大夫 闲暇生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件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被文人士大夫换成了“谈谐、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虫鱼鸟”闲暇生活新七件事，其中旅游成了生活新风尚。表面上看，人们的闲暇生活有了新内容，背后反映的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旅游成为明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消费新时尚
明代的旅游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入仕为官的文人士大夫是最重要的旅游群体。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明代实行官员南北互调，这决定了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的调动。按规定，官员从居住地或京城出发赴任，或在任期间进京朝觐述职，均有足够的旅行时间，可享受官方接待。二是临民治事的职责，官员要对其治内进行有效的监察、管理、行政，这也要求官员在辖区内有较多的旅行活动。三是官员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地方旅游文化资源重要的创造者，他们在任职地进行的城市建设和山水开发，在旅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四，文官是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追求闲暇生活的高质量。此外，明代武官的文化消费观念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官员的文化消费倾向决定了他们或利用任职之便从事旅游活动，或在休假、致仕之时纵情都市、山水之间，从而形成了社会的旅游风气。
社团是文人士大夫旅游的重要组织。明人喜好结社，有案可查的组织便有数百个。有以诗文唱酬应和者，有读书研理者，有讥评时政者，有吹谈说唱者，甚至有专事品尝美味者。这些社团规模不一、宗旨不一、形态各异，大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会规、社约，有一定的凝聚性。如有以地域扬名的吴中四才子、台州三学、嘉定四先生；以朝代著称的嘉靖八才子，等等。这些文人社团常常结伴成群，优游林下，吟风弄月，旅游之举蔚蔚大观。在南京，秦淮大社活动极盛，张怡《玉光剑气集》称：“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六院之歌儿舞女，无不集也。分朋结队，展转相邀，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之社者。于是止生之名大噪”。嘉靖时，浙江钱塘进士方九叙居读书交友，其《西湖八社诗帖序》描述说：“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志，择山水之胜，感景光之迈，寄琴爵之乐，爰寓诸篇，而诗作焉。”
繁华都市、风景名胜、名山大川、禅院道场等都是文人士大夫喜欢的场所。都市或城郊的名胜景区，是文人旅行的最佳场所。友人一道访览古迹，感怀时事，觞咏唱酬，是他们热衷的生活。万历初进士、南京人余孟麟一生好游，“以生平所游览金陵诸名胜二十处，各著诗纪之”。天下名山寺院，禅林风景秀美，环境清幽，是理想的旅游场所。自唐宋以降，儒释道三家合流，文人与高僧、道士的交流密切，他们品茗论道，意在追求精神层面的交流，像公安派文人数次相聚在华龙寺、二圣寺、青莲庵、三圣阁、崇国寺，“屡游其间，至辄忘返”。明代后期的王士性“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有旅游地理书《五岳游草》传世。
不仅在江南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地区，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中原内地同样存在。弘治初年，河南夏邑出现了栗城“十老会”，由十位长期生活在县城里的离退休官员组成。他们经常旅行唱和，塑造了泮沼晴波、隋堤烟柳、巴河晚渡、黄堌春耕、耿祠夕照、慈寺晨钟、会亭春霁、黄冢秋风、白河烟雨、平台夜色等“栗城十景”。他们雅致的娱乐活动，对地方文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明末的北部边疆也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旅游聚会之地。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武臣好文》，隆庆和议后，“款市事成，西北弛备，辇下皆以诸边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医卜星相，奉荐函出者，各满所望而归”。边塞独特的地域文化，激发了文人内心的壮志豪情，游风大盛一时。
明代文人的旅行生活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人品学识与才华修养
明初的旅游思想相对保守，客观的原因是经过元末的战乱，明初人们的经济能力有限和社会创新动力不足，限制了休闲旅游。主观上，明初中央为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宣扬程朱理学，倡导秩序与遵从，对人口的流动加以限制。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教谕皇子说：“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亵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孝宗皇帝也被认为“内远声色，掖庭无歌舞之娱；外绝游畋，苑囿无车马之迹”，是个不爱好游乐的好皇帝。
明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充分肯定了旅游的价值。一生爱好旅游的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为之辩护，“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籍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在他的话语中，仍能清晰地看出传统的反对旅游的观念很盛行，如“游观虽非朴俗”、“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等。
文人士大夫首先充分认识到了旅游的“本业治生”功用，即从事旅游业是可以养家致富的。在传统观点中，“本业”一直是指农业，所谓“背本逐末”就是批评放弃农业从事商业的行为，王士性直接把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从事的职业，均称为“本业”，士、农、工、商，皆为本业。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讲：“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进步。
同时，文人士大夫认识到旅游还有更多的功用。袁中道认为，远游既可陶冶性情，又可向同好问学，“一者吴越山水，可以涤涴俗肠；二者良朋胜友，上之以学问相印证，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三者，学问虽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见境生情......其功百倍”，所以“人生有几，当趁色力健时了之”。袁中道的旅游观已不再是文人的想像，而是努力的追求。
王阳明在《传习录》说“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要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士大夫提倡实学、办实事，有一批自然科学家走出书斋，亲身参与科学实践，开启博物学之旅，赋予游学新内涵。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时，不仅遍阅前人的《本草》，还“采访四方”，采集标本，摹绘图像。徐霞客从22岁起开始地理考察和探险旅行，清初潘耒《徐霞客游记》“序”称他“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来去，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中国，“年三十出游，携一仆被遍历东南佳山水，自吴越之闽之楚，北历齐、鲁、豫、嵩、雒，登华山而归”。每到一处，都细心寻访观察，探索当地的山川、河流、地貌、地质、气候、动植物生态及分布，详加记录。徐霞客作为游行探险家，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对中国近现代地质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明人认为，旅游还有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向往超凡脱俗、心境平和的精神生活；当物质生活富足之后，更愿意追求闲暇生活的质量，于是“新开门七件事”应运而生。旅行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用，被文人赋予以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人品学识与才华修养。
明末的李贽认为，童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倡导人们要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唐甄因此认为：“好游者，人之恒情也”，他在《潜书·善游》中论述了旅游的“自然人性”属性——“天下之美观，人情之所乐”。明末启蒙思想家对传统的抑制旅游的行为提出批判，起到了唤起人文觉醒、推动社会转型的作用，标志着晚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著名史学家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序”中说：“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
明代旅游服务体系在交通路线、工具、行程安排等方面不断完善，远远超过前代
“吃、住、行、游、购、娱”被认为是旅游的六要素，明代的旅游服务体系在交通路线、交通工具、沿途的食宿、途中行程的安排、目的地的食宿及行程安排、旅游知识技能保障等方面大为改善，远远超过前代。
明代出行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据《大明一统志》，明前期全国的道路纵为10900里，横为11750里，向东之极为辽东都司，陆路为3944里，设马驿64座，水程兼程为3045里，设驿40座，又从辽东向东北直至三万卫，为364里，设驿4座。水道运输充分利用唐宋以来的道路，在省、府、州、县等区域性交通线路建设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内河航运在地方交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朝还建立了完整的驿递制度，官方驿递分为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其中以驿站之任务为最重，除有传达政令、飞报军情外，还有接待四方使客之责。递运所主要负责运输人员物资及上供物品。急递铺主要负责传送公文及相关人员。同时负责提供军、政人员所需的马匹等交通工具、提供基本的食宿条件等。文人士大夫以官方身份或公务出行者，可以按规定享受官驿的接待。
不过，到明代后期，官员旅行并不太愿意入住官驿，一是这里的管理过于严格，二是驿馆里的娱乐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远不及商业性宾馆。明初的经营性旅店不多，且收费昂贵。据宋濂讲，明初南京的商人较多，也有经营性旅店，但每月租金达数千钱，且客房仅可容一床，洗漱用品还要自备。明中后期，各色旅馆应有尽有。即便在偏远之地，也有店舍供行旅者歇息。风景名胜区的旅馆业很红火。明末山东泰山东岳庙香火极盛，游人众多，旅店业空前繁荣。据张岱《陶庵梦忆》，在泰安州的客店，“未至店里许，有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所达二十多处；再近则有曲房密户，皆妓女妖冶其中。......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
明代的长途、近郊旅游的交通工具一应俱全，舒适度越来越高。轿子因既无车马劳顿之苦，又安稳舒适，是人们短途旅游或长途地接旅游的主要工具。明人黄汴在《一统路程图记》中说，齐云山是一处民间烧香与旅游的胜地，自余杭县至山顶，每处十里均有轿子可以租用，服务周到，方便出行。
江南水乡的游船生意红火。有吴越之地长途的航船，有以船为酒肆的香船。在嘉兴，百姓进香时，或游览湖光山色时，多雇用香船。“夜航船”是专供人们长期旅行的，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丰富游人的旅途生活，有“善言者”在船中高谈阔论，组织大家一起交流，另外有娱乐节目的表演等。明代的湖船装饰华丽，当时最为著名的湖船均是游船，可见当时旅游消费服务档次之高。这些游船大都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如“水月楼”“烟水浮居”“湖山浪迹”等。
专业的旅行指南图已普遍出现，最著名的是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该书卷首有《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和《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黄汴因年少时便随父兄外出经商，体会到“归心迫一切”、“前途渺茫”和“不谙图籍”的不便，于是他留心收集各地的水陆行程，编制各种程图和路引，历时27年，完成二京十三省的重要地名及主要交通路线的绘制。路引详载站名、里距、走道的起讫分合，附录山川险夷、著名物产、治安好坏、牙行优劣等内容。人们外出旅行，根据路程图所示，检索路引目录，查找相关地名，便知行程里距和沿途情况。一路程图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明人吴岫称赞说，“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实世有用之书”。程图路引曾在中国流行三四百年以上，直到清末才被近代新式地图取代。
明清鼎革，战火纷飞，百姓生活陷于困顿，士大夫的富足宁静生活被打破，哪还有闲情怡致游山玩水呢？由此可见，明代旅游的繁荣，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观念的解放和服务体系的完善，这一切又必须建立在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之上。这也是研究明代旅游文化的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彭勇：《中国旅游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年。
责编/ 张蕾 美编/ 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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