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5，人均GDP排名第9。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均排名靠前（分别位列第8、第2），但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后（位列第13）。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相对靠后（分别位列第14、第13）。为此，对于肇庆市，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努力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梅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6。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具有较高的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别位列第1、第3），但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城乡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为此，对于梅州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广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7。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排名较高（均位列第6），但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5）。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相对靠后。为此，对于广州市，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阳江：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8。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前（分别位列第5、第9），但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7）。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与城乡低保人数占比较高有关。为此，对于阳江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东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9。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1），但该市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18、第16）。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靠后（位列第16）。为此，对于东莞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潮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0。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对较高（位列第7），但机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为此，对于潮州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清远：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1。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分别靠前及居中（分别位列第8、第11），但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6）。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较高。为此，对于清远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揭阳：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但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排名均中等靠后（分别位列第12、第17）。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后主要与其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较高有关。为此，对于揭阳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河源：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5），机会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但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20）。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较高。为此，对于河源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汕头：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4，人均GDP排名第13，属于经济社会公平度和人均GDP排名均相对靠后且差异较小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相对居中（位列第11），但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中等靠后（分别位列第14、第12）。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相对靠后（分别位列第14、第13）。为此，对于汕头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韶关：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5，人均GDP排名第11，属于经济社会公平度和人均GDP排名均相对靠后且差异相对较小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机会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4），但其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后（均位列第14）。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与其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较高有关；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与该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靠后有关（分别位列第15、第19）。为此，对于韶关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中山：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6。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但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15、第18）。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6、第19）。为此，对于中山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珠海：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7，人均GDP排名第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前（分别位列第4、第9），但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20、第18、第14）。为此，对于珠海市，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汕尾：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8。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但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18、第20）。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发现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较高，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公平度排名较低。为此，对于汕尾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以及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佛山：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9。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3），但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别排名相对中等及靠后（分别位列第11、第20）。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排名均靠后。为此，对于佛山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惠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20。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相对靠前（位列第9），但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3、第17）。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5、第17、第16）。为此，对于惠州市，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积极的措施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后续可开展的研究说明
各地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测评结果可能和人们对广东各地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观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经济水平相对靠前的地市，在测评结果中排名相对靠后。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各地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因此，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市，相互之间在经济社会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绝对的可比性。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本次测评在六个二级指标的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水平，因此测评得到的结果与各地市的实际情况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
比如，人们的机会公平，除了体现在教育方面之外，也体现在就业、职业培训、健康养老等多个方面，因此单纯以教育方面的公平来反映机会公平，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误。再比如，就像我们在前面的指标选取说明之处所述，底线公平，主要反映的一个方面是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情况的公平程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状况，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给予呈现，但是诸如行业之间、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消费差异情况，以及人们相互之间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差异等，都对底线公平有一定的解释。然而限于数据可得性上的困难，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方面的数据统一放到衡量底线公平的指标中，而是仅仅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以及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数据，对底线公平进行了近似的衡量和反映。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因此评价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测评的基础上，若能就相关问题在20地市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地市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地市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地市设计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测评的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更为详实的各地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广东20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到关于20地市近十年有关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转型、城乡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较为全面的相关数据，那么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在测算出20地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公平度得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应用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开展计量分析，进而找寻出可能影响20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构建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应用趋势分析等实证方法，对20地市今后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变动情况进行研判。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赵紫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