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公平，不仅是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为各界广泛关注，且与广大社会公众切身相关的焦点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加快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那么，分配公平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经济意义？其所发生作用的机制又是怎样的？《国家治理》周刊编辑部在结合近几年来学术界围绕分配公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展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希望为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分配公平的现实意义提供参考，为各级各地更好落实中央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关决策和部署，进而为以分配公平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助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公平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因为收入分配通过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了较深层次的影响，而这两个结构层面所涵盖的中间要素恰恰对应着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判体系（李子联，2017）。同时，还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公平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和影响的一体化良性互动的关系：经济的增长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物质基础，进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实现；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有者产生有效激励和刺激，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经济增长—公平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公平收入分配”双向促进和推动的一体化双向循环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指出，企业产权制度公平是分配实现的微观基础，建立以要素资本联合产权和劳动联合体产权有机融合的企业联合产权制度可以从本质上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在此基础之上，该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企业联合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企业联合产权制度不仅能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还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和创新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稳定的增长（彭天问，2007）。
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以依靠投资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那么到了一定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必须回归到消费上来，这一点对于经济大国尤其重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就要求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橄榄型”，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消费意愿高于高收入阶层，同时消费能力又高于低收入阶层，因此是消费的主力军。反之，如果收入分配格局呈现“金字塔型”或“哑铃型”，则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升，消费也就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刘学良，2016）。
实现人力资本更为有效的积累
公平的收入分配除了能够扩大内需、提升贸易质量、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化配置之外，还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丰裕的初始禀赋，因而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都相对较高；但是，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程度则相对较低。综合来看，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储蓄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消费和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前提的，本应用于配置教育支出和培训支出中的社会财富却被配置在了高收入人群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不仅如此，相对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也较为有限。因此，一种资产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及其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总量和平均生产率。从这一层面来看，缩小收入差距的公平分配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李子联，2017）。
早期的实证研究发现，在 1992～2001年的十年间，中国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从而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谢勇，徐倩，2005）。基于城镇居民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会对经济增长和消费投资等经济领域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引起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投资的困难和不足，从而造成这一阶层人力资本长远发展的落后，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形成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马太效应”（于丽，2009）。
拉动总体消费需求水平的增长
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对于其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不过，分配公平和收入提高对消费的影响，只有在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提高而递减时，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才能带来总消费的提高（李子联，2017）。通俗来讲，边际消费（储蓄）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个单位收入中消费（储蓄）所增加的数量。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般说来，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在居民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高收入阶层的购买愿望不足，而低收入阶层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水平低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引起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有效需求的不足（杨天宇，朱诗娥，2007）。特别是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时，财富分配向富人急剧倾斜，富人的消费需求将伴随其购买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内很快被满足。此时，中等收入者可能因社会保障不力的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而低收入者却苦于承担不起已经升级了的消费品。总消费需求很快会由于购买力的断档而下降，从而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卢周来，2016）。有多个实证研究曾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总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有学者表示，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实质上是影响社会购买力的规模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绝大多数依赖于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的购买力状态来说，至少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影响其需求规模与结构，进而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及经济增长。一方面，一定规模的中高收入阶层，可以为高价格的新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励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高收入分配结构显然会压制中低收入阶层对高价格新产品的需求能力，缩小新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阻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盈利能力，抑制经济增长。
具体到从消费者的行为角度来看，收入制约着其自身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一个经济体中收入是否在高中低群体中得到合理分配，会影响该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和需求空间，进而深刻影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整体实现能力，以及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利益补偿激励机制，从而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存能力，这些影响也会作用于该经济体中高研发密度、高技术含量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转化与调整能力（张杰，刘志彪，2008）。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曾使用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有效需求规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国内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会显著抑制消费者对企业创新产品的需求，进而减少国内的创新行为和研发投入。该研究还进一步指出，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可以扩大内需，而且能够促进创新行为和研发投入的增加，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从而有利于我国向需求与创新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赵锦春，谢建国，2013）。
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
综合来看，收入分配不公诱致整体环境质量恶化更进一步还会导致各地环境质量的不均衡，反之公平的收入分配则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杨树旺等，2006）。有研究曾在对污染排放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论证了收入分配差异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假设，结果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李国柱，徐爱好，2008）。黄敏等人（2014）曾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资料分析了26个国家1998年至2010年之间国内收入差异及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即人均GDP、人口密度、GDP中工业产值占比、基尼系数及人均GDP与收入分配的交叉项等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分配对二氧化碳（CO2）排放具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与CO2排放量呈现负向关系，但此负向关系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少，而人均GDP与收入分配的交叉项与CO2排放量呈现正向关系。另有学者选取了我国1980～2010年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对此进行了有关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刺激工业废水的排放，并且通过影响环境支付意愿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此外还作用于经济增长，加剧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破坏程度，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延迟到来（刘子恬，2015）。虽然也有研究曾发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与工业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然而该研究同时还指出，这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作用机理偏差（杨钟馗，2011）。还有研究指出，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状况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影响着环境质量和环境产品市场。
有效提升和改善贸易质量
一般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抑制作用。这会导致一国面临其所出口的产品具有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双低”的困境，明显不利于对外贸易质量的提高。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差距作用于劳动和资本要素进而对贸易质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劳动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出口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带来了贸易数量的增长；从资本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通过资本积累对贸易增长产生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也就是说，其所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所引起的人力资本的减少则不利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见，中国的收入分配通过劳动要素、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促发了贸易模式的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贸易质量的提升（李子联，2017）。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会增加奢侈品进口，提高奢侈品与必需品进口的比例；且商品来源国经济越发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对其奢侈品进口的影响越大（文洋，张振华，2011）。此外，基于所构造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后得出：一国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提高，会提高企业对特定产品的质量选择。而通过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收入分配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提高，出口产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上升；且这种影响会随国家的收入水平、随产品特性（技术含量高低）而变化（金毓，2013）。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运用48个经济体1983～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收入差距、本土市场需求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和优化方向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控制了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供给因素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同时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中的收入差距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收入差距存在适度范围（李景睿，2017）。